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五年（辛亥、231）
　　魏纪四魏明帝太和五年（辛亥，公元231年）
　　[1]春，二月，吴主假太常潘浚节，使与吕岱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。浚姨兄蒋琬为诸葛亮长史，武陵太守卫秦浚遗密使与琬相闻，欲有自托之计。吴主曰：“承明不为此也。”即封表以示浚，而召还，免官。
　　[1]春季，二月，吴王授予太常潘浚符节，命他与吕岱统领大军五万人讨伐五蛮。潘浚的妻只蒋琬担任诸葛亮长史，武陵太守卫上奏说潘浚派遣密使与蒋琬联系，有寄托归附的打算。吴王说：“潘浚不会做这种事。”随即封好卫奏章以给潘浚看，而把卫召回，免去官职。
　　[2]卫温、诸葛直军行经岁，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，洲绝远，卒不可得至，得夷洲数千人还。温、直坐无功，诛。
　　[2]卫温、诸葛直率军出海已有一年，兵士因为得了传染病而死的有十之八九。洲极其遥远，最终也没能到达，只掠得夷洲几千人返回。卫温、诸葛直因出师无细，论罪被杀。
　　[3]汉丞相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署府事。严更名平。亮帅诸军入寇，围祁山，以木牛运。于是大司马曹真有疾，帝命司马懿西屯长安，督将军张、费曜、戴陵、郭准等以御之。
　　[3]蜀汉丞相诸葛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的官职署理汉中留府的事务，李严改名李平。诸葛亮率领各路大军进犯魏境，围祁山，用木牛运输军用物资。这时大司马曹真有病，明帝命司马懿向西驻扎在长安，统领将军张、费曜、戴陵、郭淮等御诸葛亮。
　　[4]三月，邵陵元侯曹真卒。
　　[4]三月，邵陵元侯曹真去世。
　　[5]自十月不雨，至于是月。
　　[5]自去年十月起不降雨，一直到这个月。
　　[6]司马懿使费曜、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，余众悉出，西救祁山。张欲分兵驻雍、，懿曰：“料前军能独当之者，将军言是也。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，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。”遂进。亮分兵留攻祁山，自逆懿于上。郭淮、费曜等徼亮，亮破之，因大芟刈其麦，与懿遇于上之东。懿敛军依险，兵不得交，亮引还。
　　[6]司马懿命费曜、戴陵留下四千精兵防守上，其余的士兵全部出动，往西援救祁山。张打算分出部分兵力驻守在雍县、县，司马懿说：“估计前面的部队能够独立抵挡敌军，将军的意见就对了；如果前面的部队不能抵挡敌军而分为前后两部分，这说是楚国三军所以被黥布击溃的原因。”于是进军。诸葛亮分出一支部队留下来进攻祁山，亲自率领大军到上迎战司马懿。郭淮、费曜等抄袭诸葛亮，诸葛亮击败他们，乘机收割了上的麦子，与司马懿在上以东相遇。司马懿收兵据险防守，两军不得交战，　　诸葛亮率军退回。
　　懿等寻亮后至于卤城。张曰：“彼远来逆我，请战不得，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。且祁山知大军已在近，人情自固，可止屯于此，分为奇兵，示出其后，不宜进前而不敢逼，坐失民望也。今亮孤军食少，亦行去矣。”懿不从，故寻亮。既至，又登山掘营，不肯战。贾栩、魏平数请战，因曰：“公畏蜀如虎，柰天下笑何！”懿病之。诸将咸请战。夏，五月，辛巳，懿乃使张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，自按中道向亮。亮使魏延、高翔、吴班逆战，魏兵大败，汉人获甲首三千，懿还保营。
　　司马懿尾随诸葛亮之后到达卤城。张说：“他这来迎战我军，要求作战达不到目的，认为我军利于不战，打算以持久之计制胜。况且祁山方面知道大军已经靠近，人心自然稳定，可以在这里驻军，分出一支奇兵，出现在他们的后路，不应当只敢尾随而不敢追击，使得民众失望。现在诸葛亮孤军用战，粮食又少，也快要走了。”司马懿不听从张的意见，有意尾随诸葛亮。已经赶上，又上山扎营，拒绝同　　诸葛亮交战。贾栩、魏平多次请求出战，还说：“您畏蜀如虎，怎能不让天下人取笑！”司马懿对此很不满意。将领们纷纷请求出战。夏季，五月，辛已（初十），司马懿便让张攻击围祁山之南的蜀无当军监军何平，亲自据中路与诸葛亮正面对峙。诸葛亮命魏延、高翔、吴班迎战，魏军大败，蜀军俘获了三千人，　　司马懿退军何卫大营。
　　六月，亮以粮尽退军，司马懿遣张追之。进至木门，与亮战，蜀入乘高布伏，弓弩乱发，飞矢中右膝而卒。
　　六月，诸葛亮因为粮尽退军，司马懿命张追击。张进兵到木门，与诸葛亮交战，蜀军利用居于高地布下伏兵，万箭齐发，张右膝中箭而死。
　　[7]秋，七月，乙酉，皇子殷生，大赦。
　　[7]秋季，七月，乙酉（十五日），皇子曹殷生，大赦天下。
　　[8]黄初以来，诸侯王法禁严切，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。东阿王植上疏曰：“尧之为教，先亲后疏，自近及远。周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伏惟陛下资帝唐钦明之德，体文王翼翼之仁，惠治椒房，恩昭九族，群后百寮，番休递上，执政不废于公朝，下情得展于私室，亲姻之路通，庆吊之情展，诚可谓恕己洽人，推惠施恩者矣。至于臣者，人道绝绪，禁锢明时，臣窃自伤也。不敢乃望交气类，修人事，叙人伦，近且婚媾不通，兄弟乘绝，吉凶之问塞，庆吊之礼废，恩纪之违，甚于路人；隔阂之异，殊于胡、越。今臣以一切之制，永无朝觐之望，至于注心皇极，结情紫闼，神明知之矣。然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，愿陛下沛然垂诏，使诸国庆问，四节得展，以叙骨肉之欢恩，全怡怡之笃义。妃妾之家，膏沐之遗，岁得再通，齐义于贵宗，等惠于百司，如此，则古人之所叹，风雅之所咏，复存于圣世矣！臣伏自惟省，无锥刀之用；及观陛下之所拔授，若以臣为异姓，窃自料度，不后于朝士矣。若得辞远游，戴武弁，解朱组，佩青绂，驸马、奉车，趣得一号，安宅京室，执鞭珥笔，出从华盖，入侍辇毂，承答圣问，拾遗左右，乃臣丹诚之至愿，不离于梦想者也。远慕《鹿鸣》君臣之宴，中咏《常棣》匪他之诫，下思《伐木》友生之义，终怀《蓼莪》罔极之哀，每四节之会，块然独处，左右惟仆隶，所对惟妻子，高谈无所与陈，精义无所与展，未尝不闻乐而拊心，临觞而叹息也。臣伏以犬马之城不能动人，譬人之诚不能动天，崩城、陨霜，臣初信之，以臣心况，徒虚语耳！若葵藿之倾太阳，虽不为回光，然向之者诚也。窃自比葵藿，若降天地之施，垂三光之明者，实在陛下。臣闻《文子》曰：‘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。”今之否隔，友于同忧，而臣独倡言者，实不愿于圣世有不蒙施之物，欲陛下崇光被时雍之美，宣缉熙章明之德也！”诏报曰：“盖教化所由，各有隆敝，非皆善始而恶终也，事使之然。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，妃妾之家膏沐疏略，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；矫枉过正，下吏惧谴，以至于此耳。已敕有司，如王所诉。”
　　[8]黄初以来，对诸侯王的法制禁令为严厉，以至于姻戚之间都不敢互相往来问侯。东阿王曹植上书说：“尧教化天下，先从亲族开始再推及到疏远的人，从近支推及到远支。周文王以礼法对待其妻，推及兄弟，用此来治理国家。陛下具有唐尧一样神明完美的德行，推行文王谦谨恭敬的仁爱之心，恩惠遍沾后宫，恩宠显于九族，诸王百官轮流入值，国家的务不会在朝堂废弃，个人的感情也能在私下展布，姻亲之间的交往可以通达，喜庆哀吊的情感能够表达，真可谓是推己及人、广施恩德的了。至于为臣我，人际关系完全断绝，在政治清明时却受到禁锢，我暗自伤心。不敢奢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再去修明世事，叙次人伦，更何况近来姻亲关系不能交往，兄弟之间背离绝交，吉凶之事不得不到音信，喜庆哀吊之礼完全废除。恩情如此背离，甚于过路之人，隔如此深远，超过胡人、越人。现在我因为受到种种制约，永无进朝晋见的希望，至于倾心王室，情绕宫庭，只有神明才知道。可是天意如此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！但是想到各位新王时常怀有兄弟手足这情，愿陛下能沛然开恩赐下诏书，使各封国互相祝贺通问，四时之节，得以来京展拜，以叙骨肉欢聚的情谊，成全兄弟友好的义理。妃妾的母家，馈赠脂粉，一年可以两次往来问候，使亲王在礼义上与其他皇亲外戚比齐，在待遇上和文武百官同等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古人所赞叹、《经》所歌咏的就再现于当今圣世了！我私下反省自己，连锥刀的用处都没有；但看到陛下所提拔任用的人，如果把我当作皇室之外的人，私下度量，也不比在朝人士差。如能允许我脱下藩王所戴远游冠，戴上大臣的武弁帽，解下藩王的红绣带，佩上大臣的青绣带，得到一个驸马都尉、奉车都尉之类的名号，把宅第安在京师，手执马鞭，帽边插笔，天子出游时随从前后，天子返宫后待命殿前，圣上垂问，承应回答，拾遗补阙，侍奉左右，这就是我亦诚之心的最大愿望，梦以求的理想。我追慕《鹿鸣》所描述君臣之的情景，经常吟咏《常棣》‘兄弟不是外人’的告诫，近思《伐木》求友的意义，最终感怀《蓼莪》父母之恩难以报答的悲哀，每逢四时节令，离群独处，左右只有奴仆，面前只有妻子儿女，高谈阔论没有人听，精辟见解不能发挥，未尝不是听到音乐就抚心悲痛，举起洒怀就长长叹息。我以犬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，正如人的真城不能感动天。感动上天而使城墙崩塌、夏日降霜的典故，我当初相信它们，但以我的心相比，这些不过是些虚夸！犹如向日葵倾向太阳，虽然太阳不为之回光，然而倾向之心是真诚的。我暗中自比为向日葵，而能够降下天地般恩惠，赐给日月星一样光明的人，其实正是陛下。我听说《文子》一书上说：‘不要开始有福，不要首先遇祸。’现在互相疏远隔阂，兄弟一同担忧，而我独自首先上奏的原因，实在是不愿意在圣明之世仍有人蒙受不到恩泽，想使陛下崇尚唐尧时代亲族和睦的美好，发扬文王之世政治清明的德政！”明帝用诏书回答说：“教化的推行，各有兴盛和衰落，不都是开始完善，终局非坏不可，而是时势迫使它这样。现今只是让各封国兄弟之间人情礼仪间化，妃妾母家减省脂粉馈赠，并没有禁止各封国往来问候的诏命。矫枉过正，下边的官吏害怕受到谴责，才造成您说的那种状况。已命令主管官员，照您的意见办。”
　　植复上疏曰：“昔汉文发代，疑朝有变，宋昌曰：‘内有朱虚、车牟之亲，外有齐、楚、淮南、琅邪，此则磐石之宗，愿王勿疑。’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，中虑周成召、毕之辅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。臣闻羊质虎皮，见草则悦，见豺则战，忘其皮之虎也。今置将不良，有似于此。故语曰：‘患为之者不知，知之者不得为也。’昔管、蔡放诛，周、召作弼；叔鱼陷刑，叔向赞国。三监之衅，臣自当之；二南之辅，求必不远。华宗贵族藩王之中，必有应斯举者。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，当权者是也，故谋能移主，威能慑下，豪右执政，不在亲戚，权之所在，虽疏必重，势之所去，虽亲必轻。盖取齐者田族，非吕宗也；分晋者赵、魏，非姬姓也。惟陛下察之。苟吉专其位，凶高其患者，异姓之臣也。欲国之安，祈家之贵，存其其荣，殁同其祸者，公族之臣也。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，臣窃惑焉。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，登山浮涧，寒温燥湿，高下共之，岂得离陛下哉！不胜愤懑，拜表陈情。若有不合，乞且藏之书府，不便灭弃，臣死之后，事或可思。若有毫厘少挂圣意着，乞出之朝堂，使夫博古之士，纠臣表之不合义者，如是则臣愿足矣。”帝但以优文答报而已。
　　曹植又上书说：“从前，汉文帝众代国出发，怀疑朝廷肆生事变，宋昌说：‘京城内有朱虚侯、东牟侯这些皇亲，外有齐、楚、淮南、琅琊各封国，都是磐石般的皇族，望君王不要怀疑。’我想陛下远的一定观览过周文王依靠虢仲、虢叔两位弟弟完成王业的记载，近一点还考虑过周成王时召公、毕公辅佐朝政之事，再就是关于宋昌磐石之固的比喻。我听说羊披上虎皮，看见草就高兴，看见豺狼就胆战，是忘记它身上披的虎皮了。而今任用的将领不优良，则与此相似。所以俗话说：‘怕就怕做事的人不了解所做的事，了解应该怎样做事的人却不能够去做。’古代周成王杀死管叔，流放蔡叔，用周公、召公作为辅佐；叔鱼被恶侯所杀，叔向却助晋国以成霸业；西周三监之乱，我自会引以为戒；二南之辅，不必远求。皇宗显贵和封国藩王中，必定有这种人才。能使天下倾耳注目的人，是当权者。所以谋略能够使人主改变，威望能够使下面慑服。豪门大族执政，不在于是否皇亲国戚，掌握着权柄，虽然疏远也举足轻重；势力衰落，虽是皇亲也必定轻微。所以取代齐国的人是田姓家族，而非吕姓家族；瓜分晋国者，是赵姓、魏姓，而不是姬姓，请陛下明察。在吉祥太平时专擅权位，在凶祸来临时赶快逃避的，都是异姓之臣。希望国家安定，祈求家族高贵，存则共享荣耀，亡时同当灾祸，都是皇族之臣。而今反倒疏远皇族亲近异姓，我因不解。我跟陛下齐踏薄冰，同蹈炭火，攀登高山，跨越深漳，寒冷炎热，燥热潮湿，无论环境好坏，都在一起，怎么能离开陛下呢？我内心不胜悲愤苦闷，上书陈情，如有不合圣意之处，请求暂且交给书府收藏，不要毁掉丢弃，我死之后，或许可以引起深思。如果有一丝一毫能合陛下圣意的地方，请在朝廷公开，使博古通今之士纠正我上书中不合大义之处。如能这样，我的愿望就满足了。”明帝只是以措辞感人的文章作为回答而已。
　　八月，诏曰：“先帝着令，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，谓幼主在位，母后摄政，防微以渐，关诸盛衰也。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，悠悠之怀，能不兴思！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明年正月，后有少主、母后在宫者，自如先帝令。”
　　八月，明帝下诏说：“先帝颁布诏令，不想让亲王们留在京都的原因，是因为皇帝年幼，母后摄政，防微杜，关系国家盛衰。朕不见各亲王已有十二年，悠悠情怀，怎能不思念！现下令所有亲王及皇族的公爵侯爵，各派嫡子一人于明年正月来京朝会，但以后如有皇帝年少、母后在宫摄政的情况，自当按先帝的诏令办。”
　　[9]汉丞相亮之攻祁山也，李平留后，主督运事。会天霖雨，平恐运粮不继，遣参军狐忠、督军成藩喻指，呼亮来还；亮承以退军，平闻军退乃更阳惊，说“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！”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已不办之靓。又表汉主，说“军伪退，欲以诱贼。”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，本末违错。平辞穷情竭，首谢罪负。于是亮表平面前后过恶，免官，削爵土，徙梓潼郡。复以平子丰为中郎将、参军事，出教敕之曰：“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，表都护典汉中，委君于东关，谓至心感动，终始可保，何图中乘乎！若者护思负一意，君与公琰推心从事，否可复通，逝可复还也。详思斯戒，明吾用心！”
　　[9]蜀汉丞相诸葛亮进攻祁山的时候，李平留守后方，掌管督运军需事务。当时正值霖雨连绵，他平担心运粮供应不上，派遣参军狐忠、督军成藩传喻后主旨意，叫诸葛亮退军。诸葛亮承此旨退回。李平听到退军的消息，假装惊讶，说“军粮充足，为什么就回来？”又要杀督远粮的岑述来解脱自己失职不办的责任。还向汉王上表，说“军队假装退却，是想引诱敌人”。诸葛亮出示李平前后亲笔所写的全部信函、书奏等，矛盾重重。李平理屈词穷，低头认罪。于是诸葛亮上表奏明李平前后的罪恶，罢掉官职，削去封爵和食邑，流放到梓潼郡。又任用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、参军事，写信告诫他说：“我和你们父子同心力辅助汉室，上表推荐你父亲典理汉中事务，委任你在东关镇守，自认为真心感动，自始至终可以依靠，怎么会想到中途背离呢？如果你父亲能认罪诲过，一心一意为国效忠，你与蒋琬推心置腹，同心共事，那么闭塞的可能通泰失去的可以再得到。请仔细思考这一劝戒，明白我的用心。”
　　亮又与蒋琬、董允书曰：“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，乡党以为不可近。吾以为鳞甲但不当犯之耳，不图复有苏、张之事出于不意，可使孝起知之。”孝起者，卫尉南阳陈震也。
　　诸葛亮又给蒋琬、董允写信说：“孝起以前对我说李严居心刻深，乡里认为不好接近。我以为他虽然严峻苛刻，但不触犯他也无妨，没有想到又有苏秦、张仪反复无常之事出人意料地重演，可以让孝起知道这件事。”孝起就是卫尉南阳人陈震。
　　[10]冬，十月，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王凌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。布遣人告凌云：“道远不能自致，乞兵见迎。”凌腾布书，请兵马迎之。征东将军满宠以为必诈，不与兵，而为凌作报书曰：“知识邪正，欲避祸就顺，去暴归道，甚相嘉尚。今欲遣兵相迎，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，多则事必远闻。且先密计以成本志，临时节度其宜。”会宠被书入朝，敕留府长史，“若凌欲往迎，勿与兵也。”凌于后索兵不得，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，布夜掩击，督将迸走，死伤过半。凌，允之兄子也。
　　[10]冬季，十月，吴王派遣中郎将孙布诈降，以引诱扬州刺史王凌，吴王在阜陵设下伏兵布诈降，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：“道路太远，不能自己前去，请求出兵迎接。”王凌把孙布的书向上呈报，请求出兵相迎。征东将军满宠认为这必是许诈降，不给派军队，而替王凌写了一封给孙布的回信说：“知道邪正之分，想要避开灾祸，顺应天意，脱离暴政，归顺正道，非常值得嘉许。本打算派兵迎接，可是算计着兵少不足以保卫您，兵多则事情必然远近传播。请暂且先对你的意图严加保密，以成全本来的志向，临到时机合适时再做部署。”适逢满宠接到命令入朝，临行命令留府长史：“如果王凌想要去迎孙布，一定不要给他军队。”王凌在这以后要不到兵，就单独派遣一名督将率领步、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，孙布乘夜袭击，督将逃走，兵士死伤过半。王凌是王允的侄子。
　　先是凌表宠年过耽酒，不可居方任。帝将召宠，给事中郭谋曰：“宠为汝南太守、豫州刺史二十余年，有勋方岳；及镇淮南，天人惮之。若不如所表，将为所窥，可令还朝，问以东方事以察之。”帝从之。既至，体气康强，帝慰劳遣还。
　　先前，王凌上表说满宠年纪老迈，酷嗜饮酒，不可再担任独当一面的职务。明帝将要召回满宠，给事中郭谋说：“满宠任汝南太守、豫州刺史二十多年来，着有功劳，后来镇守准南，吴中十分畏惧他。如果情况不象王凌上表所说，将被敌人窥探利用，可以令他还朝，用询问东方军事的方式考察他。”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满宠既到，看起来身体健康气色强壮，明帝加以慰劳后让他回任上。
　　[11]十一月，戊戍晦，日有食之。
　　[11]十一月，戊戌晦（三十日），出现日食。
　　[12]十二月，戊午，博平敬侯华歆卒。
　　[12]十二月，戊午（二十日），博平敬侯华歆去世。
　　[13]丁卯，吴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嘉禾。
　　[13]丁卯（二十九日），吴国大赦，改明年年号为嘉禾。
　　六年（壬子232）
　　六年（壬子，公元232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。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，因自陈久离定省，子道有阙；又陈陆逊忠勤，夫所顾忧。乃留建业。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吴王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。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王，诉说自己久离京城父母，不能尽到儿子的孝道；又说陆逊忠心勤恳，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。于是孙登留在建业。
　　[2]二月，诏改封诸侯王，皆以郡为国。
　　[2]二月，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，都由郡改称为国。
　　[3]帝受女淑卒，帝痛之甚，追谥平原懿公主，立庙洛阳，葬于南陵，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，追封黄为列侯，为之置后，袭爵。帝欲自临送葬，又欲幸许。司空陈群谏曰：“八岁下殇，礼所不备，况未期月，而以成人礼述之，加以制服，举朝素衣，朝夕哭临，自古以来，未有此比。而乃复自往视陵，亲临祖载。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，此万国之至望也。又闻驾欲幸许昌，二宫上下，皆悉居东，举朝大小，莫不惊怪。或言欲以避衰，或言欲以便移殿舍，或不知何故。臣以为喜凶有命，祸福由人，移走求安，则亦无益。若必当移避，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，皆可权时分止，何为举宫暴露野次，内公私烦费，不可计量。且吉士贤人，犹不妄徙其家，以宁乡邑，使无恐惧之心，况乃帝王成国之主，行止动静，岂可轻脱哉！”少府杨阜曰：“文皇帝、武宣皇后崩，陛下皆不送葬，所以重社稷，备不虞也；何至该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！”帝皆不听。三月，癸酉，行东巡。
　　[3]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，明帝极为悲痛，追谥为平原懿公主，在洛阳建庙，在南陵安葬，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，追封甄黄为侯爵，并为他选立继承人，承袭爵位。明帝想要亲皇送葬，还想前往许昌。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：“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，没有丧葬的礼仪，何况还未满月，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，加穿丧服，满朝都穿白衣服，日夜在棺哀哭，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。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，亲自送葬。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，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。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，太后、皇后两宫上下，都一齐随驾东行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。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，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，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。我认为吉祥和凶险，全是天命，灾祸和福分，由人掌握，用移居来祈求平安，也无益于事。如果必须移居避灾，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，都可暂时分住，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，公私花费巨大，难以计算。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，以便乡里安宁，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，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，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！”少府杨阜说：“文皇帝、武宣皇后去世，陛下都不送葬，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以防不测，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？”明帝都不接受。三月，癸酉（初七），起驾向东巡游。
　　[4]吴主遣将军周贺、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，从公孙渊求马。
　　[4]吴王派遣将军周贺、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，向公孙渊求购马匹。
　　初，虞翻性疏直，数有酒失，又好抵忤人，多见谤毁。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“彼皆死而神仙，世岂有仙人也！”吴主积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及周贺等之辽东，翻闻之，以为五宜讨；辽东绝远，听使来属，尚不足取，今去人财以求马，既非国利，又恐无获。欲谏不敢，作表以示吕岱，岱不报。为爱憎所白，复徙苍梧猛陵。
　　起初，虞翻性情粗疏率直，洒后屡次出现过失，又喜好顶撞别人，多次被人毁谤。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，虞翻指着张昭说：“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，世上哪有仙人！”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，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。等到周贺等去辽东，虞翻听到后，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，辽东相隔极远，即使前来归附，也不足取，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，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，想上书规劝不敢，将奏章给吕岱过目，吕岱没有回答。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，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。
　　[5]夏，四月，壬寅，帝如许昌。
　　[5]夏季，四月，壬寅（初六），明帝到达许昌。
　　[6]五月，皇子殷卒。
　　[6]五月，皇子曹殷去世。
　　[7]秋，七月，以卫尉董昭为司徒。
　　[7]秋季，七月，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。
　　[8]九月，帝行如摩陂，治许昌宫，起景福、承光殿。
　　[8]九月，明帝前往摩陂，修整许昌皇宫，新建景福殿、承光殿。
　　[9]公孙渊阴怀贰心，数与吴通。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海道，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。散骑常侍蒋济谏曰：“凡非相吞之国，不侵叛之臣，不宜轻伐。伐之而不能制，是驱使为贼也。故曰：‘虎狼当路，治狐狸。’先除大害，小害自己。今海表之地，累世委质，岁选计、孝，不乏职贡，议者先之。正使一举便克，得其民不足益国，得其财不足为富；傥不如意，是为结怨失信也。”帝不听。豫等往皆无功，诏令罢军。
　　[9]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，多次与吴国联系，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，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。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：“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，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，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。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，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。所以说：‘虎狼当路，不治狐狸。’先除掉大害，小害自会消失。如今海边之地，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，每年上计报告人口、赋税、刑狱等情况，推举孝廉，不缺赋税和贡品，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。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，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，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；倘若失败，会由此结下怨恨，自毁信誉。”明帝不接爱。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，下诏停止用兵。
　　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，岁晚风急，必畏漂浪，东道无岸，当赴成山，成山无藏船之处，遂辄以兵屯据成山。贺等还至成山，遇风，豫勒兵击贺等，斩之。吴主闻之，始思虞翻之言，乃召翻于交州。会翻已卒，以其丧还。
　　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，时已冬季，海上风急，肯定畏惧海浪飘摇，靠岸行驶，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，必当赴经成山，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，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。周驾等返回行至成山，果然遇风上岸，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，并杀了他。吴王听说后，才想起虞翻的建议，于是召虞翻从交州返回。这时虞翻已经去世，只运回灵柩。
　　[10]十一月，庚寅陈思王植卒。
　　[10]十一月，庚寅（二十八日），陈思王曹植去世。
　　[11]十二月，帝还许昌宫。
　　[11]十二月，明帝回到许昌宫。
　　[12]侍中刘晔为帝所亲皇。帝将伐蜀，朝臣内外皆曰：“不可。”晔入与帝议，是曰“可伐”；出与朝臣言，则曰“不可”。晔有胆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领军杨暨，帝之亲臣，又重晔，执不可之议最坚，每从内出，辄过晔，晔讲不可之意。后暨与帝论伐蜀事，暨切谏，帝曰：“卿书生，焉知兵事！”暨谢曰：“臣言诚不足采，侍中刘晔，先帝谋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”帝曰：“晔与吾言蜀可伐。”暨曰：“晔可召质也。”诏召晔至，帝问晔，终不言。后独见，晔责帝曰：“伐国，大谋也，臣得与闻大谋，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！夫兵诡道也，军事未发，不厌其密。陛下显然露之，臣恐敌国已闻之矣。”于是帝谢之。晔见出，责暨曰：“无钓者中大鱼，则纵而随之，须可制而后牵，则无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岂徒大鱼而已！予诚直臣，然计不足采，不可不精思也。”暨亦谢之。
　　[12]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。明帝将要讨伐蜀国，朝廷内外都说：“不可。”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，则说：“可讨伐”；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，则又曰“不可”。晔有胆有识，谈论起来，有声有色，很动听，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，也看重刘晔，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，每次从朝廷出来，就去拜访刘晔，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。后来，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，杨暨恳切规劝，明帝说：“你是个书生，怎么知晓军事！”杨暨谢罪说：“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，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，常常说蜀不可讨伐。”明帝说：“刘晔与我说蜀可伐。”杨暨说：“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。”明帝下诏让刘晔来，问刘晔，刘晔始终不说话。后来刘晔单独晋见，责备明帝说：“讨伐一个国家，是一项重大的决策，我知道这件大事后，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，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？用兵之道在于诡诈，军事行动没开始时，越机密越好。陛下公开泄漏出去，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。”于是明帝向他道歉。刘晔出来后，责怪杨暨说：“渔夫钓到一条大鱼，就要放长线跟在后，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，那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帝王的威严，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！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，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，不可不仔细想一想。”杨暨也向他道歉。
　　或谓帝曰：“晔不尽忠，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，陛下试与晔言，皆反意而问之，若皆与反问反者，是晔常与圣意合也。每问皆同者，晔之情必无所逃矣。”帝如言以验之，果得其情，从此疏焉。晔遂发狂，也为大鸿胪，以忧死。
　　有人对明帝说：“刘晔不尽忠心，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，请陛下试一试，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，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，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。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，刘晔的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。”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，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，从此疏远了他。刘晔于是精神失常，出任大鸿胪，因忧虑而死。
　　《傅子》曰；巧诈不如拙诚，信矣。以晔之明智权计，若居之以德义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贤，何以加诸！独任才智，不敦诚悫，内失君心，外于俗，卒自危，岂不惜哉！
　　《傅子》曰：巧诈不如拙诚，确实是这样。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，如果坚守道德大义，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，即使是古代的贤人，又怎能超过他！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，不重诚恳，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，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，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，岂不可惜！
　　[13]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，矫惧，以告其子骞。骞曰：“主上明圣，大人大臣，今若不合，不过不作公耳。”后数日，帝意果解。
　　[13]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，陈矫十分害怕，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。陈骞说：“主上圣明，您是大臣，如果不能融洽，不过不当三公而已。”几天后，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。　　
　　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，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。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：“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，坐判问。又云：‘诸当坐者别奏。’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，亦不敢陈理，志意恳恻。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！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，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，近尽群臣之智力。今陛下忧劳万机，或亲灯火，而庶事不康，刑禁日弛。原其所由，非独臣不尽忠，亦其主不能使也。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，豫让敬容中行而着节智伯，斯则古人之明验矣。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，朝廷乏贤佐，岂可追望稷、契之遐踪，坐待来世之俊乎！今之所谓贤者，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，然而奉上之节未立，向公之心不一者，委任之不责不专，而俗多忌讳故也。臣以为忠臣不必亲，亲臣不必忠。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，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，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，遂使疏者不敢毁誉，以至政事损益，亦皆有嫌。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，笃厉有道之节，使之自同古人，垂名竹帛，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，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，坐观得失，为来世戒也。昔周公戒鲁侯曰：‘无使大臣怨乎不以。’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，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。《书》数舜之功，称去四凶，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。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，以陛下为不任也；不自以为不知，以陛下为不问也。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，大舜之所以去，使侍中、尚书坐则侍帷幄，行则从华辇，亲对诏问，各陈所有，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，忠能者进，暗劣者退，谁敢依违而不自尽。以陛下这圣明，亲与群臣论议政事，使群臣人得自尽，贤愚能否，在陛下之所用。以此治事，何事不办；以此建功，何功不成！每有军事，诏书常曰：‘谁当忧此者邪？吾当自忧耳。’近诏又曰：‘忧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。’伏读明诏，乃知圣思究尽不情，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。人之能否，实有本怀，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遗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。选举非其人，未必为有罪也；举朝共容非其人，乃为怪耳。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，岂徒主劳而臣逸哉，虽圣贤并世，终不能以此为治也。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请属之不绝，作迎客出入之制，以恶吏守寺门，期实未得为之本也。昔汉安帝时，少庥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，犹见举奏，章劾纷纷。近司录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，而有司嘿尔，望风希指，甚于受属，选举不以实者也。嘉有亲戚之宠，躬非社稷重臣，犹尚如此；以今况古，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。出入之制，与恶吏守门，非洽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纳，何患于奸不削灭，而养若廉昭等乎！夫纠奸宄，忠事也；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，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。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，必以违众世为奉公，密行白人为尽节；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？诚顾道理而弗为耳。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，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，陛下将何乐焉！”恕畿之子也。”
　　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，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上献媚。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：“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，但曹不依据诏书，应深入追究责问。还说：‘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。’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，也不敢陈述理由，辞意恳切悲恻，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。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，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，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。而今陛下日理万机，担忧劳苦，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，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，刑法禁令日渐松弛。察究原因，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，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。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，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，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，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。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，朝廷乏贤能辅佐，难道可以追望稷、契的遥远踪迹，坐等来世的俊杰吗？现在所谓的贤能，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，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，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，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，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。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，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。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，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，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，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，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。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，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，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，垂名史册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，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，而坐观国家得失，成为后世的鉴戒。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：“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。’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，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。《尚书》举出舜的功劳，称他除去四凶，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。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，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；不是认为自己无知，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，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，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，使侍中、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，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，亲自答对陛下诏问，各尽所知，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，忠成贤能的人进用，愚笨恶劣的人降职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。以陛下的圣明，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，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，是贤能还是愚劣，在于陛下使用恰当。这样治理事情，什么事不能办；这样来建立功勋，什么功勋不能成就！每有军机大事，诏书上常说：‘谁能忧虑这些呢？我只能自己忧虑。’最近诏书上又说：‘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，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。’恭读圣明诏书，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，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。人贤能与否，当然有先天本情，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。圣明的主上用人，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，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。推选不是贤能之人，未必是有罪过；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，才是怪事。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，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，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？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，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。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，人情请托不能断绝，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，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，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。以前汉安帝时，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，还有人止书控，纷纷弹劾。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，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，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，甚于接受嘱托，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。窦嘉有皇亲的宠信，郭躬不是国家重臣，还尚且如此；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，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。也入禁地的制度，让恶吏守门，不是治世的办法。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，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，而豢养廉昭之辈！本来，检举揭发奸恶，就是尽忠的举动；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。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，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？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。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，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，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？”杜恕是杜畿的儿子。
　　帝尝卒至尚书门，陈矫跑问帝曰：“陛下欲何之？”帝曰：“欲按行文书耳。”矫曰：“此自臣积分，非陛下所宜临也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黜退，陛下宜还。”帝惭，回车而反。帝尝问矫；”司马公忠贞，可谓社稷之臣乎？”矫曰：“朝廷之望也；可谓社稷则未知也。”
　　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，陈矫跪着向明帝说：“陛下要去哪里？”明帝说：“我想看一看公文。”陈矫说：“这是我的职责，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。如果我不称职，那么就请罢免我，陛下应该回去。”明帝惭悔，乘车返回。明帝曾经问陈矫：“司马懿忠贞不渝，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？”陈矫答：“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，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。”
　　[14]吴陆逊引兵向庐江；论者以为宜速救之。满宠曰：“庐江虽小，将劲兵精，守则经时。又，贼舍船二百里来，后尾空绝，不来尚欲诱致，今宜听其遂进，但恐走不可及耳。”乃整军趋杨宜口，吴人闻之，夜遁。
　　[14]吴陆逊率军向庐江进发，朝中议论认为应该火速前往救援。满宠说：“庐江虽小，但有精兵良将，可以防守一段时间。而且，敌人是舍船登陆行军二百里而来，没有后继部队。不来还找算引诱他们来，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向前行进，怕的就是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。”于是整军直赴杨宜口，吴军听到消息后，连夜撤退。
　　是时，吴从岁有来计。满宠上疏曰：“合肥城南临江湖，北远寿春，贼攻围之，得据水为势；官兵救之，当先破贼大辈，然后围乃得解。贼往甚易，而兵往救之甚难，宜移城内之兵，其西三十里，有险可依，更立城以固守，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，于计为便。“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：“既均天下以弱，且望贼烟火而坏城，此为未攻而自拔；一至于此，动略无限，必淮北为守。”帝未许。宠重表曰：“孙子言‘兵者，诡道也，故能而示之不能，骄之以利，示之以慑，’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。又曰：‘善动敌者形之。’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，所谓形而诱之也。引贼远水，择利而动，举得于外，则福生于内矣！”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，诏遂报听。
　　这时，吴国每年都有攻魏的计划。满宠上书说：“合肥城南临长江、巢湖，北面远离寿春，敌军围攻合肥，肯定据水取占地势；我军救援，应当先攻破敌人主力部队，然后包围才会解除。敌军进攻极为容易容易，而我们出兵救援却很困难，应该调出城内军队，在城西三十上，有奇险可依，另建城堡固守，这是为了引诱敌人上岸，在平地上功断他们的退路，此计为宜。”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：“这样做既是向天下表现出软弱，而且望到敌人烟火就毁坏城池，这是敌人还未进攻而先自动解除防守。一旦到这种地步，敌人就会肆强抢掠夺，我军肯定将会退到淮河北岸防守。”明帝不同意。满宠又上书说：“孙子说‘用兵必须诡诈，所以要能战而显示也不能，以小利引诱敌人骄狂，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’，这就是表面和实质不必相适应。又说：‘善于牵动敌人者要造成一定的势态。’现在敌人未到而我们已从城内撤出，这就是以阵势引诱敌人。引诱敌人远离水域，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，在城外战场上取胜，城内就会得到保佑！”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比较完善，明帝于是下诏批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