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（乙卯、235）
　　魏纪五魏明帝青龙三年（乙卯，公元235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戊子，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。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戊子（初八），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。
　　[2]丁巳，皇太后郭氏殂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，由是太后以忧殂。
　　[2]丁己（疑误），皇太后郭氏去世。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，于是，太后因忧惧而死。
　　[3]汉杨仪既杀魏延，自以为有大功，宜代诸葛亮秉政；而亮平生密指，以仪狷狭，意在蒋琬。仪至成都，拜中军师，无所统领，从容而已。初，仪事昭烈帝为尚书，琬时为尚书郎。后虽俱为丞相参军、长史，仪每从行，当其劳剧；自谓年宦先琬，才能逾之，于是怨愤形于声色，叹咤之音发于五内，时人畏其言语不节，莫敢从也。惟后军师费往慰省之，仪对恨望，前后云云。又语曰：“往者丞相亡没之际，吾若举军以就魏氏，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！令人追悔，不可复及！”密表其言。汉主废仪为民，徙汉嘉郡。仪至徙所，复上书诽谤，辞指激切；遂下郡收仪，仪自杀。
　　[3]蜀杨仪已然杀掉魏延，自认为立有大功，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政。可是，诸葛亮生前另有秘密指令，认为杨仪胸襟狭隘而且性情急躁，意向是由蒋琬接任。杨仪到达成都后任中军师，没有统管的具体工作，只是悠闲而已。最初，杨仪侍奉昭烈帝刘备担任尚书职务，蒋琬当时只是尚书郎。后来，虽然两人都担任了丞相参军、长史的职务，但杨仪每次随诸葛亮行动，承担的任务比较繁重，自认为资历深于蒋琬，才干也超过蒋琬，于是抱怨愤恨之情显露于声色中，叹息怒斥之声发自心底。当时人们害怕他言炎话语没有约束，不敢和他来往。只有后军师费前去安慰问候他，杨仪对费发泄心中的怨恨，把前后经过如此如此地说了一遍，又对费说：“当初丞相刚刚去世之时，我如果率军投奔魏，为人处世怎会零落失意到这种地步？令人后悔，不可能再追回了！”费把他的话秘密上表，汉后主遂把杨仪免职贬为平民，流放到汉嘉郡。杨仪到达流放地点后，又上书进行诽谤，言辞激烈强硬，于是下令郡府逮捕杨仪，杨仪自杀。
　　[4]三月，庚寅，葬文德皇后。
　　[4]三月，庚寅（十一日），安葬皇太后郭氏。
　　[5]夏，四月，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；费代琬为尚书令。
　　[5]夏季，四月，汉后主任命蒋琬担任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；费接替蒋琬担任尚书令。
　　[6]帝好土功，既作许昌宫，又治洛阳宫，起昭阳太极殿，筑总章观，高十余丈，力役不已，农桑失业。司空陈群上疏曰：“昔禹承唐、虞之盛，犹卑宫室而恶衣服。况今丧乱之后，人民至少，比汉文、景之时，不过汉一大郡。加以边境有事，将士劳苦，若有水旱之患，国家之深忧也。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，多作传舍，兴费人役，太祖知其疲民也。今中国劳力，亦吴、蜀之所愿；此安危之机也，惟陛下虑之！”帝答曰：“王业、宫室，亦宜并立，灭贼之后，是当罢守御耳，岂可复兴役邪！是固君之识，萧何之大略也。”群曰：“昔汉祖惟与项羽争天下，羽已灭，宫室烧焚，是以萧何建武库、太仓，皆是要急，然高祖犹非其壮丽。今二虏未平，诚不宜与古同也。夫人之所欲，莫不有辞，况乃天王，莫之敢违。前欲坏武库，谓不可不坏也；后欲置之，谓不可不置也。若必作之，固非臣下辞言所屈；若少留神，卓然回意，亦非臣下之所及也。汉明帝欲起德阳殿，钟离意谏，即用其言，后乃复作之；殿成，谓群臣曰：‘钟离尚书在，不得成此殿也。’夫王者岂惮一人，盖为百姓也。今臣曾不能少凝圣听，不及意远矣。”帝乃为之少有减省。
　　[6]明帝热衷于土木建筑工程，已经兴建了许昌宫，又修复洛阳宫，建起昭阳太极殿，筑成总章观，观高十余丈。于是不停地征调劳役，农桑之事几乎停顿。司空陈群上书说：“古代大禹承继唐尧、虞舜的昌盛基业，还是居住低矮的宫室，身穿粗劣的衣服，何况如今正在战乱之后，人口很少，比之汉文帝、汉景帝之时，不超过当时的一个大郡。加之边疆战事不断，将士劳累辛苦，如果出现水灾、旱灾，就会成为国家的深重忧虑。以前刘备从成都出发到白水，沿途大建居室馆所，耗费大量人力，太祖知道他是使民众疲惫。而今中原大用民力，也正是吴国、西蜀所希望的，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，愿陛下考虑！”明帝答道：“帝王之业和帝王宫殿，也应该并行建立，消灭敌人之后，只须罢兵防守，怎么可以再大兴劳役呢？这本来是你的职责，同萧何当初修治未央宫一样。”陈群说：“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，项羽已然被灭，而宫室都被烧毁，所以萧何修建了武器库、粮库，都是紧急需要，然而高祖还责怪修建得过于华丽。而今吴、蜀两国还没平定，实在不应与古代等同并论。人们要想满足私欲，没有找不到托辞的，何况帝王，更没有人敢于违抗。陛下以前想要拆毁武器库，说是不可不拆毁；以后打算重新设置，又说不可不设置。如果一定要兴建，固然不是臣下的话所能改变的；如果稍加留意历史教训，臣下回心转意，也不是高瞻远瞩地所能比得上的。汉明帝打算修建德阳殿，钟离意直言规劝，就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以后又重新兴建；宫殿建成后，对群臣说：‘如果钟离尚书还在，此殿就建不成了。’作为帝王怎么可以只怕一个人？应该一切为百姓考虑。现在我不能使陛下稍稍听取一些意见，比起钟离意差得太远了。”为此，明帝稍有减省。
　　帝耽于内宠，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，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，凡数千人，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，以为女尚书，使典省外奏事，处当画可。廷尉高柔上疏曰：“昔汉文惜十家之资，不营小台之娱；去病虑匈奴之害，不遑治第之事。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费，所忧者非徙北狄之患乎！可粗成见所营立以充朝宴之仪，讫罢作者，使得就农；二方平定，复可徐兴。《周礼》，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，嫔嫱之仪，既已盛矣；窃闻后庭之数，或复过之，圣嗣之昌，殆能由此。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，其余尽遣还家，且以育精养神，专静为宝。如此，则《螽斯》之徵可庶而致矣。”帝报曰：’辄克昌言，他复以闻。”
　　明帝沉迷于宠妃美女之中，宫中女官的官位和俸禄比照文武百官的数目，自贵人以下到担任宫廷洒扫的宫女有千人，挑选读书识字可以信赖的六人任为女尚书，让她们审查不经尚书省直接上奏的朝臣奏章，分别处理，可者准奏。廷尉高柔上书说：“从前汉文帝爱惜十家的资财，不建造一个小小的楼台娱乐，霍去病忧虑匈奴的危害，没有闲暇营治宅第，何况现在所耗费的绝非只是百金的资财，所忧虑的绝非只是北狄的危害！我认为，只可粗略地完成已动工的工程，充当朝会和宴会之用，竣工之后遣返在工地上劳动的民夫，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，待西蜀和吴国平定之后，再可慢慢兴建。《周礼》规定，天子可有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，嫔妃的仪制，已经够盛大了。我私下听说，后宫的人数可能已超过这个数目，圣下的子嗣未能昌盛，大概全是由于此吧。我认为可以挑选少量贤淑美女，备齐内官的数目，其余的全部遣送回家，陛下可以育精养神，专一静养。那么，《经·螽斯》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。”明帝回答说：“你经常正言进谏，其它事情，请再进言。”
　　是时猎法严峻，杀禁地鹿者身死，财产没官，有能觉告者，厚加赏赐。柔复上疏曰：“中间以来，百姓供给众役，亲田者既减；加顷复有猎禁，群鹿犯暴，残食生苗，处处为害，所伤不訾，民虽障防，力不能御。至如荥阳左右，周数百里，岁略不收。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，而麋鹿之捐者甚多，卒有兵戎之役，凶年之灾，将无以待之。惟陛下宽放民间，使得捕鹿，遂除其禁，则众庶永济，莫不悦豫矣。”
　　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，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，没收财产，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，给以重赏。高柔又上书说：“近年来，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，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，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，群鹿有时暴性发作，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，处处为害，所损害的不计其数，民众虽然设障防备，但力量不够，防不胜防。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，周围数百里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。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，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，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，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，将没有办法应付。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，准许民众捉捕麋鹿，尽快解除猎禁，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，没有谁会不高兴了。”
　　帝又欲平北芒，令于其上作台观，望见孟津。卫尉辛毗谏曰：“天地之性，高高下下。今而反之，既非其理；加以损费人功，民不堪役。且若九河盈溢，洪水为害，而丘陵皆夷，将何以御之！”帝乃止。
　　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，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，以便远望孟津。卫尉辛毗规劝说：“天地成自然，本来就是高高低低。现在要反其道而行，已经违背了天理；加之耗费人工，民众已无力承担。如果九河涨满，洪水为害时，丘陵都被夷为平地，将靠什么防御呢？”明帝这才作罢。
　　少府杨阜上疏曰：“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，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，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，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。曩使桓、灵不废高祖之法度，文、景之恭俭，太祖虽有神武，于何所施，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！今吴、蜀未定，军旅在外，诸所缮治，惟陛下务从约节。”帝优诏答之。
　　少府杨阜上书说：“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，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，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，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。以前假使汉桓帝、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，不破坏汉文帝、汉景帝的谦恭节俭，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，又往何处施展，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？而今吴、蜀两国还没平定，军队在外戍边，各项修缮整治工程，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。”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。
　　阜复上疏曰：“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，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；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以九筵耳。桀作璇室象廊，纣为倾宫鹿台，以丧其社稷，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，秦始皇作阿房，二世而灭。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当以尧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为法则，夏桀、殷纣、楚灵、秦皇为深诫，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宫台是饰，必有颠覆危之祸矣。君作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存亡一体，得失同之。臣虽弩怯，敢忘争臣之义！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悟陛下；陛下不察臣言，恐皇祖、烈考之祚坠于地。使臣身死有补万一，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，谨叩棺沐浴，伏俟重诛！”奏御，帝感其忠言，手笔诏答。
　　杨阜又上书说：“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，万国安居，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，天下乐业。到了商朝和周朝，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，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。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，用象牙装饰走廊，商纣建造倾宫、鹿台，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。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，传位二世即归灭亡。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，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，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。陛下应当以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文王、武王为榜样，以夏桀、殷纣、楚灵王、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，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，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，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。君王好比是头脑，大臣好比是四肢，生死与共，利害相同。我虽然愚蠢胆怯，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，言辞不激切，便不足以感动陛下；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，恐怕皇祖、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。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，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。谨敲击棺木，沐浴更衣，听候诛杀。”奏章呈上后，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，亲笔写诏回答。
　　帝尝着帽，被缥绫半袖。阜问帝曰：“此于礼何法服也？”帝默不答。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。
　　明帝曾经头戴便帽，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，杨阜问明帝：“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？”明帝沉默不语。从此以后，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。
　　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，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。吏守旧令，对曰：“禁密，不得宣露！”阜怒，杖吏一百，数之曰：“国家不与九卿为密，反与小吏为密乎！”帝愈严惮之。
　　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，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，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，答道：“这是宫中的秘密，不能泄漏。”杨阜大怒，责打他一百棍，数落他说：“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，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？”明帝更加惧惮杨阜。
　　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：“昔句践养胎以待用，昭王恤病以雪仇，故能以弱燕服强齐，羸越灭劲吴。今二敌强盛，当身不除，百世之责也。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，舍其缓者，专心讨贼，臣以为无难矣。”
　　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：“从前勾践鼓励生育，准备国家征用，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，是打算报仇雪耻，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，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。如今吴、蜀两敌强盛，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，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。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，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，一心一意讨伐敌人，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。”
　　中书侍郎东菜王基上疏曰：“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，‘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’颜渊曰：‘东野子之御，马力尽矣，而求进不已，殆将败矣。’今事役劳苦，男女离旷，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，留意舟水之喻，息奔驷于未尽，节力役于未困。昔汉有天下，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，而贾谊忧之曰：‘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因谓之安。’今寇贼未殄，猛将拥兵，检之则无以应敌，久之则难以遗后，当盛明之世，不务以除患，若子孙不竟，社稷之忧也。使贾谊复起，必深切于曩时矣。”帝皆不听。
　　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：“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：‘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’。颜渊说：‘东野子驾车，马力已经用尽了，但仍不停地向前驱赶，终将毁掉马匹。’如今劳役辛苦，男女分离，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驾车的弊病，留意舟水关系的比喻，让奔跑的马匹在力气还没用尽时得到休息，在人民还没困竭时减省力役。从前汉朝取得天下，到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，可是贾谊仍然忧虑地说：‘把火苗放在柴堆下面而睡其上，还认为是平安。’如今贼寇未灭，猛将拥兵自重，限制约束他们就无法应付敌人，长久下去则难以交代给子孙，当此国家盛明之时，还不全力除害，如果将来子孙不强，必定是国家的忧患。假使贾谊复活，一定比从前感受更加深切。”明帝都不采纳。
　　殿中监督役，擅收兰台令史；右仆射卫臻奏按之。诏曰：“殿舍不成，吾所留心，卿推之，何也？”臻曰：“古制侵官之法，非恶其勤事也，诚以所益者小，所堕者大也。臣每察校事，类皆如此，若又纵之，惧群司将遂越职，以至陵夷矣。”
　　殿中监监督营造宫室，擅自拘捕兰台令史。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办，明帝颁诏说：“宫殿不能完工，是我最关心的，你推究查办此事，是为什么？”卫臻说：“古代有禁止官吏互相侵犯职权的法规，不是厌恶他们勤于办事，实在是因为收效小而破坏大。我每次检查校事的工作，都有同类毛病，如果再对此放纵，我恐怕各部门马上就要越职越权，以至王权衰颓了。”
　　尚书涿郡孙礼固请罢役，帝诏曰：“钦纳谠言。”促遣民作；监作者复秦留一月，有所成讫。礼径至作所，不复重奏，称诏罢民，帝奇其意而不责。帝虽不能尽用群臣直谏之言，然皆优容之。
　　尚书涿郡人孙礼坚持请求停止劳役，明帝下诏说：“敬佩并接受你的正直之言。”催促把民夫遣返回家。但监工官吏又上奏留一个月，以便使工程完结。孙礼直接来到工地，不再重新上奏，宣称皇帝颁布诏书遣返民工，明帝对孙礼的做法感到新奇，因而没有责怪。明帝虽然不能全部采用群臣的直言进谏，却都能宽容他们。
　　秋，七月，洛阳崇华殿灾。帝问侍中领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：“此何咎也？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？”对曰：“《易传》曰：‘上不俭，上不节，孽火烧其室。’又曰：‘君高其台，天火为灾。’此人君务饰宫室，不知百姓空竭，2故天应之以旱，火从高殿起也。”诏问隆：“吾闻汉武之时柏梁灾，而大起宫殿以厌之，其义云何？”对曰：“夷越之巫所为，非圣贤之明训也。《五行志》曰：‘柏梁灾，其后有江充巫蛊事。’如《志》之言，越巫建章无所厌也；今宜罢散民役。宫室之制，务从约节，清扫所灾之处，不敢于此有所立作，则莆、嘉禾必生此地，若乃疲民之力，竭民之财，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。”
　　秋季，七月，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，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的泰山人高堂隆说：“这是什么灾祸？在礼仪上有没有祈福除灾的意义吗？”高堂隆对答说：“《易传》说：‘居上不俭朴，在下不节约，灾火烧他的宫室。’还说：‘君王高筑楼台，天火成灾。’这是君王一心只致力于修饰宫殿，不了解百姓亏空竭尽，所以上天以旱灾回报，火就从高高的宫殿燃起。”明帝用诏书问高堂隆：“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发生火灾，反而是用大建宫殿来镇慑，这又怎么解释？”对答说：“这是夷、越族的巫师所为，不是圣贤的明训。《五行志》记载：‘柏梁火灾，在这以后有江充巫蛊之事。’正如《五行志》所记，越人巫师诱惑修筑建章台，并没有镇慑灾难的作用，现在应该遣散民役。宫殿的建制，务必从简节约；清扫火灾的地方，不要冒昧地另行施工，那么瑞草、禾苗一定能在这儿生长起来。如果继续耗费民力，枯竭民财，不是招致符瑞、安抚远方之人的做法。”
　　[7]八月，庚午，立皇子芳为齐王，询为秦王。帝无子，养二王为子，宫省事秘，莫有知其所由来者。或云：芳，任城王楷之子也。
　　[7]八月，庚午（二十四日），立皇子曹芳为齐王、曹询为秦王。明帝没有儿子，收养曹芳和曹询为子，皇宫禁地事情极其秘密，无人知晓他俩的来历。有人说，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。
　　[8]丁巳，帝还洛阳。
　　[8]丁巳（十一日），明帝返回洛阳。
　　[9]诏复立崇华殿，更名曰九龙。通引水过九龙殿前，为玉井绮栏，蟾蜍含受，神龙吐出。使博士扶风马钧作司南车，水转百戏。
　　[9]颁诏重新修建崇华殿，改名为九龙殿。开渠引来水流过九龙殿前，用玉石砌成水井，用彩缎包裹井栏，水从玉雕蟾蜍的口中流入，再从玉雕神龙的口中吐出。命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，制作以水为动力旋转活动的百戏车。
　　陵霄阙始构，有鹊巢其上，帝以问高堂隆，对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惟鹊有巢，惟鸠居之。’今兴宫室，起陵霄阙，而鹊巢之，此宫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。天意若曰：‘宫室未成，将有他姓制御之’，斯乃上天之戒也。夫天道无亲，惟与善人，太戊、武丁睹灾悚惧，故天降之福。今若罢休百役，增崇德政，则三王可四，五帝可六，岂惟商宗转祸为福而已哉！”帝为之动容。
　　陵霄阙刚刚起架时，有喜鹊在上面筑巢，明帝以此事询问高常隆，高堂隆回答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鹊筑巢，鸠居之’。如今大兴宫殿，又新起陵霄阙，并且有喜鹊在上面筑巢，这是宫殿没建成不能在里面居住的象征。上天的旨意好像是说：‘宫殿未成，就会有外姓人统治支配它。’这就是上天的告诫。天道没有亲疏，只赐福于善良的人。太戊、武丁看见灾异征兆后惶悚恐惧，所以上天改降福分。现今如果能够停止各种劳役，增施德政，那么三王可以增为四王，五帝可以增为六帝，难道只是商代的帝王可以转祸为福吗？”明帝为之动容。
　　帝性严急，其督修宫室有稽限者，帝亲召问，言犹在口，身首已分。散骑常侍领秘书监王肃上疏曰：“今宫室未就，见作者三四万人。九龙可以安圣体，其内足以列六宫；惟泰极已前，功夫尚大。愿陛下取常食禀之士，非急要者之用，选其丁壮，择留万人，使一期而更之。咸知息代有日，则莫不悦以即事，劳而不怨矣。计一岁成者，听且三年，分遣其余，使皆即农，无穷之计也。夫信之于民，国家大宝也。前车驾当幸洛阳，发民为营，有司命以营成而罢；既成，又利其功力，不顾经国之体。臣愚以为自今已后，傥复使民，宣明其令，使必如期；以次有事，宁使更发，无或失信。凡陛下临时之所行刑，皆有罪之吏、宜死之人也；然从庶不知，谓为仓卒。故愿陛下下之于吏，钧其死也，无使污于宫掖而为远近所疑。且人命至重，难生易杀，气绝而不续者也，是以圣贤重之。昔汉文帝欲杀犯跸者，廷尉张释之曰：‘方其时，上使诛之则已，今下廷尉，廷尉，天下之平，不可倾也。’臣以为大失其议，非忠臣所宜陈也。廷尉者，天子之吏也，犹不可以失平，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谬乎！斯重于为已而轻于为君，不忠之甚者也。，不可不察。”
　　明帝性情严厉急躁，对那些监督修建宫殿而没能如期完工的人，亲自召来责问，话还没出口，已被杀头。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：“而今宫殿还没建成，参加劳作的人已有三四万。九龙殿可以使陛下安居，里面足够安置六宫人员；只有泰极殿前边的工程尚大。愿陛下指派领取国家粮饷目前又无紧急任务的士兵，挑选身体强壮者一万人，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。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日可待，就都会乐于在工地劳动，虽然辛苦而不再有怨言了。总计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，也不算少。本应当一年完成的，不妨三年完成，遣散其余的民工，使他们都回去务农，这是长远之计。取信于民，是国家的重要珍宝。以前陛下临幸洛阳，征发百姓修建营垒，有关部门命令营垒修成就放民工回家；结果营垒建成，又贪图百姓工力的便宜，不按时放还。有关部门只营求眼前利益，不顾治国大体。我愚昧地认为，从今以后，倘若再使用民工，应该明确宣布期限，使用民工一定遵守时限。如果又有劳役，宁可重新征发，也不要失信。凡陛下临时施刑的人，都是有罪的官吏、当死的人，可是众人不知道详情，说是仓促行事。所以，愿陛下交给主管官吏处理。同样是死，不要让罪犯的血污染宫廷，还被远近猜疑。况且人命至重，容易诛杀而难于复生，一旦气绝，不可能再接续，所以圣对此都很重视。以前汉文帝想要杀死冒犯御驾的人，廷尉张释之说：‘正当事情发生时，皇上派人诛杀他就算了，现在既然下交到廷尉，廷尉是天下的天平，不可偏颇。’我认为这是完全失去大义，不是忠臣所该说的话。廷尉也是天子的属官，都不可以失去公平，而天子反倒可以迷惑错谬吗？这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帝王，是严重不忠的人，不可不明察。”
　　[10]中山恭王衮疾病，令官属曰：“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，亟以时营乐堂。”堂成，舆疾往居之。又令世子曰：“汝幼为人君，知乐不知苦，必将以骄奢为失者也，兄弟有不良之行，当造谏之，谏之不从，流涕喻之，喻之不改，乃白其母，犹不改，当以奏闻，并辞国土。与其守宠罹祸，不若贫贱全身也。此亦谓大罪亚耳，其微过细故，当掩覆之。”冬十月，已酉，衮卒。
　　[10]中山恭王曹衮病重，命令官属说：“男人不应死在女人手上，赶快给我在东面营造一座殿堂。”殿堂建成，带病前去居住。又命令嫡子说：“你年纪尚小便作了王，只知道欢乐而不知道痛苦，一定会因骄恣奢华而出现过失。兄弟们如有不良行为，你应当前去规劝，规劝不被接受，要流泪劝告，再不改正，就告诉他们的母亲，还不改就应当奏报皇上，并辞退封国食邑。与其依仗恩宠招祸，不如贫贱保全性命。这当然是指犯了大罪，如是细小过失，便应当替他掩饰。”冬季，十月，已酉（初三），曹衮去世。
　　[11]十一月，丁酉，帝行如许昌。
　　[11]十一月，丁酉（二十二日），明帝前往许昌。
　　[12]是岁，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韩龙刺杀鲜卑轲比能；自是种落离散，互相侵伐，强者远遁，弱者请服，边陲遂安。
　　[12]这一年，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。从此以后，鲜卑部落分崩离析，互相攻击，强者远遁，弱者归顺，边境平安。
　　[13]张掖柳谷口水溢涌，宝石负图，状象灵龟，立于川西，有石马七及凤凰、麒麟、白虎、牺牛、璜、八卦、列宿、孛彗之象，以有文曰“大讨曹”。诏书班天下，以为嘉瑞。任令于绰连赍以问钜鹿张，密谓绰曰：“夫神以知来，不追既往，祥兆先见而后废兴从之。今汉已久亡，魏已得之，何所追兴祥兆乎！此石，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也。”
　　[13]张掖柳谷口水满涌出，露出一块玉石，带有图案，形状如灵龟，竖立在水面，上有七个石马及凤凰、麒麟、白虎、牺牛、璜、八卦、星宿、孛星和彗星的图形，并有“大讨曹”三字。明帝下诏公告天下，认为是祥瑞。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及玉石图案去问巨鹿人张。张秘密地对于绰说：“神因为知道未来，不追溯往事，吉祥征兆先显现出，然后接着就有兴有废。如今汉朝灭亡已久，魏已得天下，怎么还会是兴魏的吉祥预兆呢？这块玉石，是当今之世要有变异而预示将来的符瑞。”
　　[14]帝使人以马易珠玑、翡翠、玳瑁于吴，吴主曰：“北皆孤所不用，而可以得马，孤何爱焉。”尽以与之。
　　[14]明帝派人去吴国用马匹换取珍珠、翡翠、玳瑁。吴王说：“这些东西都是我不用的，而可用来换到马匹，我为什么要吝惜呢？”于是，全都给了来使。
　　四年（丙辰、236）
　　四年（丙辰，公元236年）
　　[1]春，吴人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
　　[1]春季，吴铸造大钱，一当五百。
　　[2]三月，吴张昭卒，年八十一。昭容貌矜严，有威风，吴主以下，举邦惮之。
　　[2]三月吴张昭去世，享年八十一岁。张昭容貌高傲，威风凛凛，自吴王以下，举国敬畏。
　　[3]夏，四月，汉主至湔，登观阪，观汶水之流，旬日而还。
　　[3]夏季，四月，汉后主到达湔氐道，登上观阪，观看汶水水道，停留十日返回。
　　[4]武都氐苻健请降于汉；其弟不从，将四百户来降。
　　[4]武都郡氐族人苻健向蜀汉请降，其弟不跟从，率四百户来降魏。
　　[5]五月，乙卯，乐平定侯董昭卒。
　　[5]五月，乙卯（十三日），乐平定侯董昭去世。
　　[6]冬，十月，己卯，帝还洛阳宫。
　　[6]冬季，十月，己卯（初十），明帝返回洛阳宫。
　　[7]甲申，有星孛于大辰，又孛于东方。高堂隆上疏曰：“凡帝王徙都立邑，皆先定天地、社稷之位，敬恭以奉这。将营宫室，则宗庙为先，厩库为次，居室为后。今圜丘、方泽、南北郊、明堂、社稷，神位未定，宗庙之制又未如礼，而崇饰居室，士民失业。外人咸云‘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’，民不堪命，皆有怨怒。《书》曰：‘天聪明自我民聪明，天明畏自我民明威。’言天之赏罚，随民言，顺民心也。夫采椽、卑宫，唐、虞、大禹之所以犯昊天也。今宫室过盛，天彗章灼，斯乃慈父恳切之训。当崇孝子祗耸之礼，不宜有忽，以重天怒。”隆数切谏，帝颇不悦。侍中卢毓进曰：“臣闻君明则臣直，古之圣王惟恐不闻其过，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。”帝乃解。毓，植之子也。
　　[7]甲申（十五日），在大辰星旁出现异星，后又出现在东方天际。高堂隆上书说：“凡是帝王迁移都城或者兴建城邑，都要先选定祭祀天地和社稷神的地方，恭恭敬敬地尊奉他们。将要营建宫殿时，也要先建祖先祭庙，然后再建马厩、仓库，最后才兴建居室。如今圜丘、方泽、南北郊、明堂及社稷，各神神位都没有确定，祖先祭庙的建制也不符合礼法，而只是大修宫殿，使人民失掉生计。外人都说：‘宫中的花费与军国总费用几乎相等’，百姓忍受不了，都抱有怨恨愤怒的情绪。《尚书》说：‘上天耳聪目明，实际是人民耳聪目明，上天显赫威灵，实际是人民显赫威灵。’这是说上天的奖赏和惩罚，随从民意，顺应民心。用原木做椽子，建造陋室居住，是唐尧、虞舜、大禹留下来的风范；修玉台、造琼室，是夏桀、商纣对皇天的冒犯。如今宫殿修建过盛，彗星在天空闪烁，这就是仁慈的天父发出恳切的训诫。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谨接受的礼仪，不应当忽视它，以免加重上天的愤怒。”高堂隆多次恳切直言规劝，明帝颇不高兴。侍中卢毓进言说：“我听说君王圣明则臣下正直，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之处。”明帝怒意才算消解。卢毓是卢植的儿子。
　　[8]十二月，癸巳，颍阴靖侯陈群卒。群前后数陈得失，每上封事，辄削其草，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。论者或讥群居位拱默；正始中，诏撰群臣上书以为《名臣奏议》，朝士乃见群谏事，皆叹息焉。
　　[8]十二月，癸巳（二十四日），颍阴靖侯陈群去世。陈群曾前后多次上书陈述治国得失，每次都是封好上奏即毁掉底稿，当时的人和他的儿子、兄弟都不知道其中内容。议论的人中有的讥讽陈群身居高位，只是拱手而默无所言。正始年间，诏命选录群臣上书编纂《名臣奏议》，在朝人士才见到陈群进谏事迹，都赞叹不止。
　　袁子论曰：或云：“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？见人主之非则勃然触之，与人言未尝不道。”答曰：“夫仁者爱人，施之君谓之忠，施于亲谓之孝。今为人臣，见人主失道，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，可谓直士，未为忠臣也。故司空陈群则不然，谈论终日，未尝言人主之非；书数十上，外人不知。群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。”
　　袁宏论曰：有人说：“少府杨阜难道还不是忠臣吗？看见君王的过错就迫不及待地尖锐指出，与人谈话时也不加隐瞒。”我的回答是：“仁人君子爱人，如爱的是君王则称之为忠，如爱的是父母则称之为孝。如今作为臣属，看见君主失去道义，竭力批评他的过错并且处处宣扬，这种人可称为直士，但不可当作忠臣。前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，他终日谈论，也未曾讲过君主的过错，上书规劝数十次，外人都不知道。君子因此称陈群是长者。”
　　[9]乙未，帝行如许昌。
　　[9]乙未（二十六日），明帝前往许昌。
　　[10]诏公卿举才德兼备者各一人，司马懿以兖州刺史太原王昶应选。昶为人谨厚，名其兄子曰默，曰沈，名其子曰浑，曰深，为书戒之曰：“吾以四者为名，欲使汝曹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夫物速成则疾亡，晚就而善终，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，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，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矣。夫毁誉者，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。孔子曰：‘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，’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！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于身。若已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；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于身，又何反报焉！谚曰：‘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’，斯言信矣。”
　　[10]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，司马懿推荐的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。王昶为人恭谨忠厚，他给侄子起名王默、王沉，给儿子起名王浑、王深，写信告诫他们说：“我以这四字作为你们的名字，是要你们能顾名思义，不敢违犯。事物都是成熟得快死亡得也快，晚成必有好结果；早晨开花的小草，到晚上就凋零了，松柏的茂盛，寒冬也不会衰减，所以君子都以‘阙党小子’的急于求成为戒鉴。如果能把委曲看作是舒展，能把谦让看作是获得，能把柔弱看作是刚强，便很少不能成功了。毁谤和赞誉，是喜爱和厌恶的根源，也是灾祸和福分的契机。孔子说：“我对别人，不毁谤，不赞誉。凭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，何况平庸之辈，怎么可以轻易毁谤和赞誉呢？别人有时攻击自己，应当退而自己质问自己，如自己有可以攻击的行为，那么别人的攻击就是对的；如果自己没有应受攻击的行为，那么他的话就是虚妄之言。说得对就不要怨恨他，说得不对也无害于己，又何必报复他？谚语说：‘救寒草如厚皮袄，止谤莫如自修身。’这句话确实如此啊！”
　　景初元年（丁巳、237）
　　景初元年（丁巳，公元237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壬辰，山茌县言黄龙见。高堂隆以为：“魏得土德，故其瑞黄龙见，宜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神明其政，变民耳目。”帝从其议。三月，下诏改元，以是月为孟夏四月，服色尚黄，牺牲用白，从地正也。更名《太和历》曰《景初历》。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壬辰（疑误），山荏县奏报说看见黄龙。高堂隆认为：“魏得的是土德，所以它的瑞兆是出现黄龙，应改变历法，换服装颜色，依靠神灵使政治清明，使万民耳目一新。”明帝同意此议。三月，下诏改年吨，以本月为孟夏四月，服色尚黄，祭祀牲畜用白，依从天地人三正中的地正，改太和历为景初历。
　　[2]五月，己巳，帝还洛阳。
　　[2]五月，己巳（初二），明帝返回洛阳。
　　[3]己丑，大赦。
　　[3]己丑（二十二日），魏大赦天下。
　　[4]六月，戊申，京都地震。
　　[4]六月，戊申（十二日），魏京都发生地震。
　　[5]己亥，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，左仆射卫臻为司空。
　　[5]己亥（初三），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担任司徒，左仆射卫臻担任司空。
　　[6]有司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，文皇帝为魏太祖，帝为魏烈祖；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。
　　[6]主管官吏奏请以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，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，明帝曹睿为魏烈祖；三祖的祭庙，万世不能毁坏。
　　孙盛论曰：夫谥以表行，庙以存容。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，未终而豫自尊显。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矣。
　　孙盛论曰：谥号用以表明死者的行为，祭庙用以存留死者的容貌。没有活着的时候而事先确立自己称祖称宗，没有去世而预先使自己尊崇显耀的。魏国的主事之官在此失当了。
　　[7]秋，七月，丁卯，东乡贞公陈矫卒。
　　[7]秋季，七月，丁卯（初二），东乡贞公陈矫去世。
　　[8]公孙渊数对国中宾客出恶言，帝欲讨之，以荆州刺史丘俭为幽州刺史。俭上疏曰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未有可书。吴、蜀恃险，未可卒平，卿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。”光禄大夫卫臻曰：“俭所陈皆战国细术，非王者之事也。吴频岁称兵，寇乱边境，而犹按甲养士，未果致讨者，诚以百姓疲劳故也。渊生长海表，相承三世，外抚戎夷，内修战射，而俭欲以偏军长驱，朝至夕卷，知其妄矣。”帝不听，使俭帅诸军及鲜卑、乌桓屯辽东南界，玺书徵渊。渊遂发兵反，逆俭于辽隧。会天雨十余日，辽水大涨，俭与战不利，引军还右北平。渊因自立为燕王，改元绍汉，置百官，遣使假鲜卑单于玺，封拜边民，诱呼鲜卑以侵扰北方。
　　[8]公孙渊多次对魏的宾客口出恶言，明帝打算讨伐他，命荆州刺史丘俭担任幽州刺史。丘俭上书说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没有可以载入史书的丰功伟绩，吴、蜀两国依仗地势险阻，不能很快平定，暂且可以调用这里无处用武的士兵平定辽东。”光禄大夫卫臻说：“丘俭所述的都是战国时代的细微之术，不是帝王的大事。吴国年年频繁地举兵侵犯边境，而我们仍是按兵不动休养士卒，没有前去征讨，原因实在是百姓极度疲劳的缘故。公孙渊生长在海边，子孙三代相承，在外安抚戎狄，在内练兵备战，而丘俭打算以偏师长驱作战，早晨到达晚上就能席卷得胜，可见这些话完全是胡说。”明帝不听劝说，命丘俭统率各军及鲜卑、乌桓部落在辽东南界驻屯，以玺书征召公孙渊入朝。公孙渊立即发兵反叛，在辽隧迎战丘俭。当时正值大雨下了十多天，辽河大涨，丘俭出战不利，率军回到右北平。公孙渊乘机自立为燕王，改年号为绍汉，设置文武百官，派遣使节授予鲜卑单于印玺，对边民封官授爵，引诱鲜卑人侵扰魏北部边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