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9]兖州刺史令狐愚，是司空王凌的外甥，驻扎在平阿，甥舅二人同时掌握重兵，单独承当淮南地区的重任。王凌与令狐愚暗地里策划，认为魏帝昏庸懦弱，受制于强臣，又听说楚王曹彪有智有勇，想要共同立他为帝，奉迎他到许昌建都。九月，令狐愚派他手下将领张式到白马县，与曹彪通了消息。王凌又派舍人劳精到洛阳，告诉他的儿子王广。王广说：“每当要干一番大事业，应该以人情世态为本。曹爽因骄奢淫佚失去了百姓的信任，何晏虚浮而不能治国，丁谧、毕轨、桓范、邓等人虽有较高的声望，但都一心追逐名利。再加上变易国家的典章制度，多次更改政策法令，他们心里想的虽然十分高远但却不切合实际民情，百姓习惯于旧制，没有人顺从他们。所以他们虽有倾动四海的势力、威震天下的声名，而一旦同日被杀之后，手下名士就散去大半，百姓们照旧安定，没有谁为他们而悲哀，这都是失去民心的缘故。如今司马懿的本心虽难以测量，事情也不可预料，但是他却能提拔贤能，广泛树立超过自己的人才，遵循先朝的政策法令，符合众人心里的愿望。造成曹爽恶名声的那些事情，他都必定加以改正。终日兢兢业业，以安抚人民为先务，而且他们父子兄弟都掌握着兵权，是不容易被推翻的。”王凌听不进他的话。
　　冬，十一月，令狐遇复遣张式诣楚王，未还，会遇病卒。
　　冬季，十一月，令狐愚又派张式去见楚王，还没等他回来，令狐愚就病逝了。
　　[10]十二月，辛卯，即拜王凌为太尉。庚子，以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。
　　[10]十二月，辛卯（初九），在王凌治所任命他为太尉。庚子（十八日），任命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。
　　[11]光禄大夫徐邈卒。邈以清节着名。卢钦尝着书称邈曰：“徐公志高行洁，才博气猛，其施之也，高而不狷，洁而不介，博而守约，猛而能宽。圣人以清为难，而徐公之所易也！”或问钦：“徐公当武帝之时，人以为通；自为凉州刺史，及还京师，人以为介，保也？”钦答曰：“往者毛孝先、崔季用事，贵清素之士，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，而徐公不改其常，故人以为通。比来天下奢靡，转相仿效，而徐公雅尚自若，不与俗同。故前日之通，乃今日之介也；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。”钦，毓之子也。[11]光禄大夫徐邈去世。徐邈以清正有气节着名于世。卢钦曾着书称赞徐邈说：“徐公志向高远行为清白，才学广博气势威猛，而其实行起来则是高远而不拘谨，清白而不孤傲，广博而能把握要领，威猛而能宽容。圣人认为清正难以做到，而徐公很容易就做到了。”有人问卢钦：“徐公在武帝时，人们认为他很通达；自从当了凉州刺史，又回到京师后，人们则认为他孤傲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卢钦回答说：“以前毛、崔琰当政，崇尚清高朴素，当时的人们都改变平常的装束，因此人们认为通达。近来天下奢侈，人们都相互仿效，而徐公却保持平素的风尚自得其乐，不与世俗相同。所以从前的通达，就成了今日的孤傲；这是因为世人变化无常而徐公始终如一。”卢钦是卢毓之子。
　　二年（庚午、250）
　　二年（庚午，公元250年）
　　[1]夏，五月，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。
　　[1]夏季，五月，任命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。
　　[2]初，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，生少子亮，吴主爱之。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，欲豫自结，数称亮美，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。吴主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，心亦恶之，谓侍中孙峻曰：“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将有袁氏之败，为天下笑。若使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乱乎！”遂有废和立亮之意，然犹沈吟者历年。峻，静之曾孙也。
　　[2]当初，会稽郡的潘夫人受到呈王的宠幸，生下少子孙亮，吴王十分喜爱他。全公主既已与太子孙和有矛盾，就想预先奉承结交孙亮，于是常常称赞孙亮之美，并把她丈夫之侄全尚的女儿嫁与孙亮为妻。吴王因鲁王孙霸结交朋党来陷害自己的兄长，所以心中十分厌恶他，就对侍中孙峻说：“子弟之间不和睦，臣下就会分党分派，这样就将出现像袁绍兄弟那样的失败，而被天下之人耻笑。假若只立一人的话，怎能不乱呢？”从此就有了废孙和立孙亮的意思，但在数年间仍然未拿定主意。孙峻是孙静的曾孙。
　　秋，吴主遂幽太子和。骠骑将军朱据谏曰：“太子，国之本根；加以雅性仁孝，天下归心。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，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，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，虽立思子之宫，无所复及矣！”吴主不听。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，连日诣阙请和；吴主登白爵观，见，甚恶之，敕据、晃等“无事匆匆！”无难督陈正、五营督陈象各上书切谏，据、晃亦固谏不已；吴主大怒，族诛正、象。牵据、晃入殿，据、晃犹口谏，叩头流血，辞气不挠；吴主杖之各一百，左迁据为新都郡丞，晃斥归田里，群司坐谏诛放者以十数。遂废太子和为庶人，徙故鄣，赐鲁王霸死。杀杨竺，流其尸于江，又诛全寄、吴安、孙奇，皆以其党霸谮和故也。初，杨竺少获声名，而陆逊谓之终败，劝竺兄穆令与之别族。及竺败，穆以数谏戒竺得免死。朱据未至官，中书令孙弘以诏书追赐死。
　　秋季，吴王终于幽禁了太子孙和。骠骑将军朱据进谏说：“太子是国家的根基；加之平素性情仁和孝敬父母，所以天下之人都爱戴他。从前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太子申生不能存活，汉武帝听信江充之言而戾太子蒙冤死去，我害怕太子不堪忍受其忧郁，到那时您即使象汉武帝那样建立思子之宫，恐怕也无可挽回了！”吴王不听。朱据与尚书仆射屈晃，率领各个文官武将用泥涂头自行绑缚，连日到宫门跪求放了孙和；吴王登上白爵观，见到他们，十分厌恶，就命令朱据、屈晃等人“不许这样急匆匆的”。无难督陈正、五营督陈象各自上书直切进谏，朱据、屈晃也仍然坚持进谏不止；吴王勃然大怒，诛杀了陈正、陈象及其家族。又把朱据、屈晃带入殿中，二人仍然口谏不止，叩头流血，言辞声调毫不软弱，吴王下令各责打他们一百杖，又把朱据降职为新都郡丞，把屈晃罢官退居乡里，各个官吏因进谏获罪被诛杀流放的数以十计。吴王终究还是把太子孙和废为平民，迁居到故鄣县，又赐鲁王孙霸自杀。杀了杨竺，把尸体扔到江中，又诛杀了全寄、吴安、孙奇，都是因为他们与孙霸勾结并诬陷孙和的缘故。当初，杨竺年轻时很有名气，而陆逊认为他终究会毁了自己，并劝说杨竺之兄杨穆与他分家。杨竺出事，杨穆因多次劝阻告诫杨竺而得以免死。朱据还没有到达任所，中书令孙弘就奉诏书追上他赐罪。
　　[3]冬，十月，庐江太守文钦伪叛，以诱吴偏将军朱异，欲使异自将兵迎己。异知其诈，表吴主，以为钦不可迎。吴主曰：“方今北土未一，钦欲归命，宜且迎之。若嫌其有谲者，但当设计网以罗之，盛重兵以防之耳。”乃遣偏将军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，钦果不降。异，桓之子；据，范之子也。
　　[3]冬季，十月，庐江太守、谯郡人文钦佯装背叛，用以诱惑吴国偏将军朱异，想要让朱异亲自领兵来迎接他。朱异知道他是诈降，就给吴王上奏表章，认为不能迎接文钦。吴王说：“如今北方领土尚未统一，文钦想要归降我国，应该去迎接他。如果怀疑他是诈降的话，只要设计网罗他，发重兵加以防备就行了。”于是就派遣偏将军吕据据率领二万人与朱异一起到达北部边界，文钦果真不来投降了。朱异是朱桓之子，吕据是吕范之子。
　　[4]十一月，大利景侯孙礼卒。
　　[4]十一月，大利景侯孙礼去世。
　　[5]吴主立子亮为太子。
　　[5]吴王立其子孙亮为太子。
　　[6]吴主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。
　　[6]吴王派遣十万大军进驻堂邑、涂塘二县，以占领通往北部的道路。
　　[7]十二月，甲辰，东海定王霖卒。
　　[7]十二月，甲辰（二十七日），东海定王曹霖去世。
　　[8]征南将军王昶上言：“孙权流放良臣，适庶分争，可乘衅击吴。”朝廷从之，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、秭归，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。昶向江陵，引竹为桥，渡水击之。吴大将施绩，夜遁入江陵，昶欲引致平地与战，乃先遣五军按大道发还，使吴望见而喜，又以所获铠马甲首环城以怒之，设伏兵以待之。绩果来追，昶与战，大破之，斩其将钟离茂、许。
　　[8]征南将军王昶上书说：“孙权流放良臣，嫡子与庶子争权夺利，我们可乘其内部分裂之机进攻吴国。”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，派遣新城太守南阳人州泰袭击巫县、秭归，荆州刺史王基发兵夷陵。王昶发兵江陵，以竹索为桥，渡河进攻。吴国大将施绩，夜里逃入江陵城，王昶想把他引入平地再与之战，于是先派遣五军人马从大道返回，使吴军望见而高兴，又把缴获的铠甲马具等物丢弃在城的四周以激怒吴军，然后埋伏下兵力以等待敌人出击。施绩果然中计率军来追击，王昶与他交战，大破敌军，并杀了吴国的将领钟离茂、许。
　　[9]汉姜维复寇西平，不克。
　　[9]蜀汉的姜维再次进犯西平，未能获胜。
　　三年（辛未、251）
　　三年（辛未，公元251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王基、州泰击吴兵，皆破之，降者数千口。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王基、州泰进击吴国军队，都获得胜利，投降者有数千人。
　　[2]三月，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。
　　[2]三月，任命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。
　　[3]夏，四月，甲申，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。
　　[3]夏季，四月，甲申（初九），任命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。
　　[4]壬辰，大赦。
　　[4]壬辰（十七日），实行大赦。
　　[5]太尉王凌闻吴人塞涂水，欲因此发兵，大严诸军，表求讨贼；诏报不听。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，华、弘连名以白司马懿，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，先下赦赦凌罪，又为书谕凌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。凌自知势穷，乃乘船单出迎懿，遣掾王谢罪，送印绶、节钺。懿军到丘头，凌面缚水次，懿承诏遣主簿解其缚。
　　[5]太尉王凌听说吴人占据了涂水地区，想要因此发兵进攻，于是加紧整顿各路军队，并上表请求讨伐吴军，但朝廷不采纳他的意见。王凌派遣将军杨弘把废立君主的打算告诉兖州刺史黄华，但黄华、杨弘却连名把此事报告了司马懿，于是司马懿率领中军乘船从水路去讨伐王凌，先下达赦令赦免王凌之罪，然后又写信晓谕王凌，不久大军突然到达百尺堰。王凌自知大势已去，于是就乘船独自一人出去迎接司马懿，派佐官王前去谢罪，送去官印和符节、斧钺。司马懿的军队到达丘头，王凌把双手绑在背后，面向司马懿，跪在水边，司马懿按诏书旨意让主簿给他松了绑。
　　凌既蒙赦，加恃旧好，不复自疑，径乘小船欲趋懿。懿使人逆止之，住船淮中，相去十余丈。凌知见外，乃遥谓懿曰：“卿直以折简召我，我当敢不至邪，而乃引军来乎！”懿曰：“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。”凌曰：“卿负我！”懿曰：“我宁负卿，不负国家！”遂遣步骑六百送凌西诣京师，凌试索棺钉以观懿意，懿命给之。五月，甲寅，凌行到项，遂饮药死。
　　王凌既已得到赦免，再加上仗着与司马懿有旧交，也就不再疑惑，径直乘小船想要靠近司马懿。司马懿派人迎上去挡住他，把船停在淮河中间，与司马懿的船相隔十余丈。王凌知道这是因自己有罪而见外，就远远地对司马懿说：“你就是随随便便直接写封书信召我，我又怎敢不来？没想到你竟率军前来！”司马懿说：“那是因为你不肯追随写信人的缘故。”王凌说：“你辜负了我！”司马懿说：“我宁肯辜负你，也不能辜负国家！”于是就派步骑兵六百人送王凌由西路回京师洛阳。王凌试着向司马懿索要棺钉，以观察司马懿的意思，结果司马懿果真命人给了他棺钉。五月，甲寅（初十），王凌走到项县，终于服毒而死。
　　懿进至寿春，张式等皆自首。懿穷治其事，诸相连者悉夷三族。发凌、愚冢，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，烧其印绶、章服，亲土埋之。
　　司马懿到达寿春，张式等人都自首了。司马懿十分严酷绝决地处理此事，把各个有关连的人都杀灭三族。挖开王凌、令狐愚的坟墓，劈开棺材在附近的城镇暴尸三日，烧了他们的官印、章服，把他们裸埋于地下。
　　初，令狐愚为白衣时，常有高志，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。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：“愚性倜傥，不修德而愿大，必灭我宗。”愚闻之，心甚不平。及邵为虎贲中郎将，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，所在有名称。愚从容谓邵曰：“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，今竟云何邪？”邵熟视而不答，私谓妻子曰：“公治性度，犹如故也。以吾观之，终当败灭，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，将逮汝曹耳。”邵没后十余年而愚族灭。
　　当初，令狐愚还是普通百姓时，常常胸怀高远之志，众人都说令狐愚必能兴盛令狐氏家族。只有同族的父辈弘农太守令狐邵却认为：“令狐愚性情豪爽不受拘束，不修养道德而志愿极大，必定会灭我宗族。”令狐愚听了，心中忿忿不平。等到令狐邵担任虎贲中郎将时，令狐愚官职已经多次提升，到处都很有名望。这时令狐愚从容地对令狐邵说：“以前曾听您说我不能承继光大宗族，今天您还说什么呢？”令狐邵只是久久地看着他而不回答，然后却私下里对妻子说：“令狐愚的性情器量仍跟以前一样。以我来看，他终究会败灭家族，但不知我能否活到受牵连的那一天，不过你们将会赶上的。”果然令狐邵死后十余年，令狐愚家族被诛灭。
　　愚在兖州，辟山阳单固为别驾，与治中杨康并为愚腹心。及愚卒，康应司徒辟，至洛阳，露愚阴事，愚由是败。懿至寿春，见单固，问曰：“令狐反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杨康白事，事与固连，遂收捕固及家属皆系廷尉，考实数十，固固云无有。懿录杨康，与固对相诘，固辞穷，乃骂康曰：“老佣！既负使君，又灭我族，顾汝当活邪！”康初自冀封侯，后以辞颇参错，亦并斩之。临刑，俱出狱，固又骂康曰：“老奴！汝死自分耳。若令死者有知，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！”
　　令狐愚在兖州时，召聘山阳人单固任别驾，单固与治中杨康同为令狐愚的心腹。等令狐愚死后，杨康应司徒的召聘到洛阳。泄露了令狐愚暗地里的行事，令狐愚因此而败露。司马懿到寿春，见到单固，问他说：“令狐愚谋反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杨康告发的事情，与单固有牵连，于是收捕了单固及其家属，都绑送廷尉处，拷问数址次，单固都坚持说没有。司马懿收捕了杨康，让他与单固对质，单固辞穷，就大骂杨康：“你这老奴！既背叛使君，又灭我家族，看你还能活多久！”杨康起初还希望自己能封侯，后因为供词颇多参差矛盾之处，也把他一起斩首。临刑时，他们一起出狱，单固又大骂杨康说：“老奴！你死是活该，如果死者有知，看你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行走。”
　　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
　　诏令任命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军事。
　　[6]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，大赦，改元太元。
　　[6]吴王立潘夫人为皇后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太元。
　　[7]六月，赐楚王彪死。尽录诸王公置邺，使有司察之，不得与人交关。
　　[7]六月，赐楚王曹彪死。又全部逮捕了各个王公并安置在邺都，派有关的官吏监察，不许他们与人交往。
　　[8]秋，七月，壬戍，皇后甄氏殂。
　　[8]秋季，七月，壬戌（十九日），魏国皇后甄氏去世。
　　[9]辛未，以司马孚为太尉。
　　[9]辛未（二十八日），任命司马孚为太尉。
　　[10]八月，戊寅，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卒。诏以其子卫将军师为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
　　[10]八月，戊寅（初五），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去世。诏令任命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
　　[11]初，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，因冒姓刘氏。太祖留单于呼厨泉于邺，分其众为五部，居并州境内。左贤王豹，单于於扶罗之子也，为左部帅，部族最强。城阳太守邓艾上言：“单于在内，羌夷失统，合散无主。今单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，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。闻刘豹部有叛胡，可固叛割为二国，以分其势。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，宜加其子显号，使居雁门。离国弱寇，追录旧勋，此御边长计也。”又陈“羌胡与民同处者，宜以渐出之，使居民表，以崇廉耻之教，塞奸宄之路。”司马师皆从之”
　　[11]起初，南匈奴人自称其先人本是汉室的外甥，于是就冒充姓刘氏。太祖曹操把单于呼厨泉留在邺都，把他的人分成五部，居住在并州境内。左贤王刘豹，是单于於扶罗之子，任左部统帅，他的部族实力最强。城阳太守邓艾上书说：“单于在内地，羌夷人失去统治，合合散散没有主脑。如今单于的尊严日见微弱，而外地的威势日见加重，这样对胡人就不可不深加戒备。听说刘豹的部族中有背叛的胡人，可以利用其背叛的情况分割为二国，以分散刘豹的势力。去卑的功劳显赫于前朝，而他的儿子却不能继承父业，应该给他的儿子加封显赫的名号，让其居住在雁门。割裂他们的国家，削弱敌人，追记他们旧日的功勋，这是统治边境地区的长久之计。”又进言说：“羌胡之人与百姓同居一处的，应逐渐把他们分出，让他们居于百姓编户之外，以便推行礼义廉耻的教育，阻塞奸恶作乱之路。”司马师全部采用了他的主张。
　　[12]吴立节中郎将陆抗屯柴桑，诣建业治病。病差，当还，吴主涕泣与别，谓曰：“吾前听用谗言，与汝父大义不笃，以此负汝，前后所问，一焚灭之，莫令人见也。”
　　[12]吴国立节中郎将陆抗驻扎在柴桑，到建业治病。病好将还之时，吴王流着泪与他告别，对他说：“我以前听信谗言，对你父亲在君臣大义上没有能真诚纯厚，因此也对不住你；我前后责问你父亲的诏书，一切都焚毁消灭，不要再让人看到了。”
　　是时，吴主颇寤太子和之无罪，冬，十一月，吴主祀南郊还，得风疾，欲召和还；全公主及侍中孙峻、中书令孙弘固争之，乃止。
　　这时，吴王已经明白太子孙和是无罪的。冬季，十一月，吴王祭祀南郊，回来后得了中风病，想要召孙和回来，但全公主以及侍中孙峻、中书令孙弘等坚持争辩说不能让孙和回来，于是就不召了。
　　吴主以太子亮幼少，议所付托，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。吴主嫌恪刚很自用，峻曰：“当今朝臣之才，无及恪者。”乃召恪于武昌。恪将行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：“世方多难，子每事必十思。”恪曰：“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夫子曰：‘再思可矣。’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！”岱无以答，时咸谓之失言。
　　吴王因为太子孙亮年幼，商议找个可以托付国事之人，孙峻推荐大将军诸葛恪，认为他可承担大事。吴王嫌诸葛恪刚愎自用，孙峻说：“当今朝廷大臣之才，没有能赶得上诸葛恪的。”于是就召诸葛恪到武昌来。诸葛恪临行之时，上大将军吕岱告诫他说：“现在世上正是多难之时，望你每件事必先想十次再做。”诸葛恪说：“从前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孔子说：‘只要想两次就可以了’。而您却让我想十次，这明明是认为我才能低劣！”吕岱无言以对，当时人都认为他失言。
　　虞喜论曰：夫托以天下，至重也；以人臣行主威，至难也；兼二至而管万机，能胜之者鲜矣。吕侯，国之元耆，志度经远，甫以十思戒之，而便以示劣见拒；此元逊之疏，机神不俱者也！若因十思之义，广谘当世之务，闻善速于雷动，从谏急于风移，岂得陨身殿堂，死于凶竖之刃！世人奇其英辩，造次可观，而哂吕侯无对为陋，不思安危终始之虑；是乐春藻之繁华，忘秋实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御之，精严垂发，而费方与来敏对棋，意无厌倦。敏以为必能办贼，言其明略内定，貌无忧色也。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蜀为蕞尔之国，而方向大敌，所规所图，唯守与战，何可矜己有余，晏然无戚！斯乃性于宽简，不防细微，卒为降人郭循所害，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！往闻长宁之甄文伟，今睹元逊之逆吕侯，二事体同，皆足以为世鉴也。
　　虞喜论曰：接受管理天下大事的托付，是最重的担子；以大臣的身分行使君主的权威，是最难的事情；一身同时承担这两件事而日理万机，能够胜任者是很少的。吕侯是国家的元老，经过深思远虑，才以十思告诫他，但被认为是说他低能而受到拒绝，这就是诸葛恪的疏漏，不具备机敏灵慧之处。如果顺着十思的意思行事，广泛地征询了解当时社会的事务，采纳善言比迅雷还快，听取谏议比刮风还急，怎能丧身殿堂，死于凶恶小人的刀下？世人注重他突出的辩才，欣赏他仓卒之间的应对，而耻笑吕侯的无言以对为浅陋，却不考虑安危、不思虑始终。这是只喜欢春天草木的繁花似锦、而忘记秋天果实的甘甜爽口。从前魏人伐蜀，蜀人去抵御，精兵整肃待命出发，而费却正在与来敏下棋，毫无厌倦之意。来敏认为他必能打败敌人，这是说他内心已确定高明的策略，而外表毫无忧色。何况长宁认为君子面临大事就恐惧谨慎，善于谋略才能成功。蜀是个小国，而且面临大敌，其所谋划的只应是坚守或交战，怎能过多地自负自傲，而安然对敌毫无忧患之意呢？这就是费的性情宽厚简忽，不提防细微之处，所以终究被投降之人郭循所害。这难道不是凶兆见于彼而灾祸成于此吗？以前听说长宁鉴别文伟，而今见到诸葛恪拒绝吕侯，二事大体相同，都足以成为后世的借鉴。
　　[13]恪至建业，见吴主于卧内，受诏床下，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，孙弘领少傅；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，惟杀生大事，然后以闻。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，各有吕序。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。胤，吴主婿也。
　　[13]诸葛恪到达建业，在卧室内谒见吴王，在床下接受诏命，以大将军的身分兼任太子太傅，孙弘兼少傅；诏命有司各种事务一切听命于诸葛恪，只有生杀大事，事后要报告。并为他制定了群官和各部门拜见的礼仪，各有不同的规格。又任命会稽太守、北海郡人滕胤为太常。滕胤是吴王的女婿。
　　[14]十二月，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。
　　[14]十二月，魏国任命光禄勋荥阳人郑冲为司空。
　　[15]汉费还成都，望气者云：“都邑无宰相位。”乃复北屯汉寿。
　　[15]蜀汉的费回到成都，看风水的人说：“都城里没有宰相的位置。”于是他又向北去驻扎在汉寿县。
　　[16]是岁，汉尚书令吕又卒，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。
　　[16]这一年，蜀汉的尚书令吕又去世，任命侍中陈祗为尚书令。
　　四年（壬申、252）
　　四年（壬申，公元252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癸卯，以司马师为大将军。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癸卯（初二），任命司马师为大将军。
　　[2]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，使居长沙；仲姬子奋为齐王，居武昌；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，居虎林。
　　[2]吴王立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，让他居住在长沙；立仲姬之子孙奋为齐王，居住在武昌；立王夫人之子孙休为琅邪王，居住在虎林。
　　[3]二月，立皇后张氏，大赦。后，故凉州刺史既之孙，东莞太守缉之女也。召缉拜光禄大夫。
　　[3]二月，魏国立张氏为皇后，实行大赦。皇后是前凉州刺史张既之孙，东莞太守张缉之女。诏令任张缉为光禄大夫。
　　[4]吴改元神凤，大赦。
　　[4]吴国改年号为神凤，实行大赦。
　　[5]吴潘后性刚戾，吴主疾病，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。左右下胜其虐，伺其昏睡，缢杀之，托言中恶，后事泄，坐死者六七人。
　　[5]吴国的潘皇后性情刚戾，吴王染病后，潘后派人向孙弘询问西汉吕后行使皇帝权力之事。左右之人不堪忍受她的虐待，乘她昏睡之机，把她勒死，又宣称她是暴病而死。后来事败露，犯罪被杀的有六七人。
　　吴主病困，召诸葛恪、孙弘、滕胤及将军吕据、侍中孙峻入卧内，属以后事。夏，四月，吴主殂。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，惧为恪所治，秘不发丧，欲矫诏诛恪；孙峻以告恪。恪请弘咨事，于坐中杀之。乃发丧，谥吴主曰大皇帝。太子亮即位。大赦，改元建兴。闰月，以诸葛恪为太傅，滕胤为卫将军，吕岱为大司马。恪乃命罢视听，息校官，原逋责，除关税，崇恩泽，众莫不悦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颈思见其状。
　　吴王病情危重，召诸葛恪、孙弘、滕胤以及将军吕据、侍中孙峻等人入卧室内，嘱托后事。夏季，四月，吴王去世。孙弘平素与诸葛恪不和，害怕被诸葛恪整治，于是封锁消息先不发丧，想要假造诏令杀掉诸葛恪；孙峻把此事报告了诸葛恪。诸葛恪请孙弘前来议事，就在座位中把他杀了。然后举行丧礼，为吴王加谥号为大皇帝。太子孙亮即位。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建兴。闰月，任命诸葛恪为太傅，滕胤为卫将军，吕岱为大司马。诸葛恪下令罢免了充作朝廷耳目的各官，原宥拖欠的税赋债务，免除关税，广施恩泽于百姓，众人皆大欢喜。诸葛恪每次出入，百姓们都伸着脖颈想看看他的模样。
　　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，乃徙齐王奋于豫章，琅邪王休于丹阳。奋不肯徙，恪为笺以遗奋曰：“帝王之尊，与天同位，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；仇雠有善，不得不举，亲戚有恶，不得不诛，所以承天事物，先国后家，盖圣人立制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昔汉初兴，多王子弟，至于大强，辄为不轨，上则几危社稷，下则骨肉相残，其后惩戒以为大讳。自光武以来，诸王有制，惟得自娱于宫内，不得临民，干与政事，其与交通，皆有重禁，遂以全安，各保福祚，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。大行皇帝览古戒今，防牙遏萌，虑于千载，是以寝疾之日，分遣诸王各早就国，诏策勤渠，科禁严峻，其所戒敕，无所不至。诚欲上安宗庙，下全诸王，各早就国，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。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，中念河间献王、东海王强恭顺之节，下存前世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。而闻顷至武昌以来，多违诏敕，不拘制度，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。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，当以表闻，公付有司；而擅私杀，事不明白。中书杨融，亲受诏敕，所当恭肃，乃云‘正自不听禁，当如我何！’闻此之日，小大惊怪，莫不寒心。里语曰：‘明鉴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’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，改易其行，战战兢兢，尽礼朝廷，如此，则无求不得。若弃忘先帝法教，怀轻慢之心，臣下宁负大王，不敢负先帝遗诏；宁为大王所怨疾，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！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，怀惊惧之虑，则享祚无穷，岂有灭亡之祸哉！夫良药苦口，唯病者能甘之；忠言逆耳，唯达者能受之。今者恪等，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牙，广福庆之基原，是以不自知言至，愿蒙三思！”王得笺，惧，遂移南昌。
　　诸葛恪不想让各位王公居住在江边兵马要塞之地，于是让齐王孙奋迁徙到豫章，让琅邪王孙休迁徙到丹阳。但孙奋不肯迁徙，又多次触犯国家法度，诸葛恪就给孙奋写信说：“帝王的尊贵与上天同一地位，因此以天下为家，以父兄为臣；仇人有善行，不得不举荐，亲戚有恶迹，也不得不诛杀；就这样顺承天命治理万物，以国为先，以家为后，这是圣人所立的制度，是百世不变的法则。当初汉代刚刚举起之时，封了许多子弟为王。他们势力强大后，就开始作乱图谋不轨，上则几乎危害国家，下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，其后加以惩罚戒备，认为诸王势力加强是国家之大忌。自光武帝以来，分封诸王有一定制度，只允许他们在宫内自娱自乐，不得统治百姓和参与政事，与宾客交往，都有严格的禁令；这样才得以保全安定，各自安享福禄，这就是前代得失的经验教训。先帝以古代的经验教训作为今日之借鉴，为防止作乱的萌芽，考虑到后世的长治久安，所以在卧病之日，就分散诸王，让他们及早到达各自的封国，诏令恳切，禁令严峻，所告诫的各方面，无所不至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实际上是要上使国家安定，下则保全诸王，让他们及早回到封国，使百世后的子孙能继承祖宗基业，不会出现危害国家和家族的悔恨之事。对待父辈，您应该常常想着周朝太伯顺从其父的志向；对待兄弟，您应该常常念及汉朝河间献王和东海王恭顺兄长的节操；对待自己，您应该把前世那些骄横恣肆荒乱无耻之王记在心中以为警戒。但是我听说您自到武昌以来，多次违背朝廷诏令，不受制度约束，擅自调兵遣将来管理保护您的宫室。另外您的左右亲随有犯罪之人，您应当上表禀告，并把他们交付有关官员秉公处理，但是您却擅自私下杀死，而不把事情明确报告。中书杨融，亲自接受诏令，您应当恭恭敬敬地听他的意见，但您却说：‘我就是不听禁约，能把我怎么样！’听到您这个话，我们上上下下都十分震惊，没一个不感到寒心的。俗语说：‘明镜用来照形，知古为了知今。’您应该深刻地记住鲁王的教训，改变目前的言行，战战兢兢，小心谨慎，尽心地恭敬朝廷，这样，您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。如果背弃忘却先帝的教导，对朝廷怀有轻视傲慢之心，那么我宁肯辜负您，也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；宁肯被您所怨恨仇视，又怎敢忘记尊奉主上的权威而让诏令不能在藩臣中实行？以前如果鲁王及早地听纳忠直之言，对朝廷怀着惊惧恭敬之心，就能无穷地享受福禄，怎会有灭亡的灾祸？良药苦口，只有病人才会甘之若饴；忠言逆耳，只有通达之人才能接受。如今我们这些人恭恭敬敬，想为您解除危险祸患于萌芽之中，扩展您富贵福禄的基础，因此不知不觉地说得十分尖锐，希望您三思！”齐王收到信后，非常惧怕，随即就迁徙到南昌。
　　[6]初，吴大帝筑东兴堤以遏巢湖，其后入寇淮南，败，以内船，遂废不复治。冬，十月，太傅恪会众于东兴，更作大堤，左右结山，侠筑两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将军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东城，引军而还。
　　[6]当初，吴大帝孙权建筑东兴堤用以遏止巢湖之水外流，后来进攻淮南，战败，就把巢湖用来停泊船只，于是废弃大堤不再修筑。冬季，十月，太傅诸葛恪会集众人于东兴，重新建筑大堤，连结左右两座山，山上建筑了两座城，各留千人把守，派将军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东城，然后率军返回。
　　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：“今因吴内侵，使文舒逼江陵，仲恭向武昌，以羁足之上流；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，比救至，可大获也。”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镇南将军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。朝廷以三征计异，诏问尚书傅嘏。嘏对曰：“议者欲泛舟径济，横行江表；或欲四道并进，攻其城垒；或欲大佃疆埸，观衅而动；诚皆取贼之常计也。然自治兵以来，出入三载，非掩袭之军也。贼之为寇，几六十年矣，君臣相保，吉凶共患，又丧其元帅，上下忧危，设令列船津要，坚城据险，横行之计，其殆难捷。今边壤之守，与贼相远，贼设罗落，又特重密，间谍不行，耳目无闻。夫军无耳目，校察未详，而举大众以临巨险，此为希幸徼功，先战而后求胜，非全军之长策也。唯有进军大佃，最差完牢；可诏昶、遵等择地居险，审所错置，及令三方一时前守。夺其肥壤，使还土，一也；兵也民表，寇钞不犯，二也；招怀近路，降附日至，三也；罗落远设，间构不来，四也；贼退其守，罗落必浅，佃作易立，五也；坐食积谷，士不远输，六也；衅隙时闻，讨袭速决，七也；凡此七者，军事之急务也。不据则贼擅便资，据之则利归于国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屯垒相逼，形势已交，智勇得陈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角之而知有余不足，虏之情伪，将焉所逃！夫以小敌大，则役烦力竭；以贫敌富，则敛重财匮。故曰：‘敌逸能劳之，饱能饥之’，此之谓也。”司马师不从。
　　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大将军司马师说：“如今趁着吴国深入内地侵略，可以派王昶逼取江陵，派丘俭攻向武昌，以羁绊住吴国上游的兵力，然后挑选精锐兵力进攻其两城，等到他们救兵赶到，我们已大获全胜了。”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遵、征南将军丘俭等人各自都献了征伐吴国的计策。朝廷因三位将领计策不同，于是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。傅嘏回答说：“献计者有人主张乘船直接渡江，横行于江南；有人主张分四路同时进攻，攻占其城垒；也有人主张屯兵边境，平时耕作土地，然后乘其内乱之机发动进攻；这的确都是攻取敌国的常用之计。但是自从我们训练集结伐吴部队以来，前后已有三年，敌人早已知晓，已经不是一支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偷袭的军队了。吴国与我为敌，将近六十年了，这期间他们君臣团结，同甘苦共患难，最近又丧其统帅，君臣上下心存忧惧危难，加强戒备，假使他们下令在重要渡口排列战船，加固城池占据险要，那么我们横行大江之上的计策，恐怕就难以奏效了。如今边境的守军，与敌军相隔甚远，敌军设置的观察联络哨所，又数量众多戒守严密，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，得不到任何消息。如果军队没有耳目消息，侦察不够详密，却冒然发重兵以面临巨大的危险，这就是怀着侥幸心理以邀取成功，企图先战而后求取胜利，这不是保全军队的良策。只有屯兵边境的计策最为完备牢靠；可以先命令王昶、胡遵选择地方驻扎在形势险要之地，审察他们的安排布置，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守地。第一，要夺取肥沃的土地，让敌人退回到贫瘠的土地。第二，兵士到百姓中间，不许欺压劫掠。第三，在附近区域实行招抚怀柔政策，使投降归附之人每天来到。第四，从远处开始设置侦察联络哨，使间谍不能过来。第五，敌兵退守之后，侦察联络哨必然不能深入，耕作土地也不容易开展。第六，军队就地食用积储的粮食，不用分出兵力运输。第七，敌军内部矛盾混乱情况可以及时得到消息，能迅速作出征讨突袭的决断。以上七个方面，是军事行动的当务之急。不掌握这些，敌军就会独占便利的资财；掌握这些，利益就会归于我国，所以不可以不明察。两军营垒相互逼近，两军的阵势也已经相互明了，智慧勇敢得以施展，各种巧拙之计也得以运用，施展谋略能了解其得失，相互较量也能知道长短优劣，敌军情况的真伪，将向哪里藏匿？以小敌大，就会劳役频繁国力衰竭；以贫敌富，就会加重税敛财力匮乏。因此兵法说：‘敌人安逸能使之烦劳，敌人饱足能使之饥饿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”但是司马师不采纳这个意见。
　　十一月，诏王昶等三道击吴。十二月，王昶攻南郡，丘俭向武昌，胡遵、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。甲寅，吴太傅恪将兵四万，晨夜兼行，救东兴。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紧渡，陈于堤上，分兵攻两城；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、留赞、唐咨为前部，从山西上。奉谓诸将曰：“今诸军行缓，若贼据便地，则难以争锋，我请趋之。”乃辟诸军使下道，奉自率麾下三千以径进。时北风，奉举帆二日，即至东关，遂据徐塘。时天雪，寒，胡遵等方置酒高会。奉见其前部兵少，谓其下曰：“取封侯爵赏，正在今日！”乃使兵皆解铠，去矛戟，但兜鍪刀，倮身缘。魏人望见，大笑之，不即严兵。吴兵得上，便鼓噪，斫破魏前屯，吕据等继至；魏军惊扰散走，争渡浮桥，桥坏绝，自投于水，更相蹈藉。前部督韩综、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，死者数万。综故吴叛将，数为吴害，吴大帝常切齿恨之，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。获车乘、牛马、骡驴各以千数，资器山积，振旅而归。
　　十一月，诏令王昶等三路兵马袭击吴国。十二月，王昶进攻南郡，丘俭进攻武昌，胡遵、诸葛诞率七万大军攻打东兴。甲寅（十九日），吴国太傅诸葛恪率兵四万，日夜兼程，救援东兴。胡遵等人命令各军作浮桥渡水，陈兵于大堤之上，分兵攻打两城；城在高峻险要之处，不能很快攻破。诸葛恪派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、留赞、诏咨等人为前锋，从山的西面攻上。丁奉对各将领说：“现在各部队行动迟缓，如果魏兵占据有利地形，就难以与他争锋交战了，我请求快速攻上。”于是让各路军马从道路上避开，丁奉亲自率领属下三千人快速突进。当时正刮北风，丁奉扬帆行船两天就到达了东关，随即占据了徐塘。当时漫天飘雪，十分寒冷，胡遵等人正在聚会饮酒。丁奉见魏军前部兵力稀少，就对手下人说：“求取封侯赏爵，正在今天。”于是让士兵们都脱下铠甲，丢掉长矛大戟，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，裸身爬上堤堰。魏兵看见他们，都大笑不止，而不立即整兵对敌。吴兵爬上之后，立即击鼓呐喊，袭击攻破魏军前部营垒，吕据等人也相继赶到；魏军惊恐万状四散奔逃，争相抢渡浮桥，浮桥毁坏断裂，魏兵自己跳入水中，互相践踏着逃跑。魏军前部督韩综、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沉没在水中，死者数万人。韩综过去是吴国的叛将，多次为害吴国，吴大帝孙权常常痛恨得咬牙切齿，诸葛恪命人送回韩综首级以祭告大帝庙。缴获魏军的车辆、牛马、骡驴等都数以千计，资材器物堆积如山，凯旋而归。
　　[7]初，汉姜维寇西平，获中郎将郭循，汉人以为左将军。循欲刺汉主，不得亲近，每因上寿，且拜且前，为左右所遏，事辄不果。
　　[7]当初，蜀汉的姜维进攻西平，俘获了中郎将郭循，蜀汉任命他为左将军。郭循想要刺杀汉后主，却没接近的机会。他常常借上寿之机，一边跪拜，一边往前靠近，却被左右侍卫所遏止，刺杀的目的未能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