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26]辛未（二十二日），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，中途被杀。
　　君廓在州，骄纵多不法，征入朝。长史李玄道，房玄龄从甥也，凭君廓附书。君廓私发之，不识草书，疑其告己罪；行至渭南，杀驿吏而逃，将奔突厥，为野人所杀。
　　王君廓在幽州时，骄横自恣，无法无天，后被征召入朝。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，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。君廓私下拆信，不认识草书字体，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，走到渭南，杀死驿站吏卒逃跑，将要奔往突厥，途中被野人杀死。
　　[27]岭南酋长冯盎、谈殿等迭相攻击，久未入朝，诸州奏称盎反，前后以十数；上命将军蔺等发江、岭数十州兵讨之。魏徵谏曰：“中国初定，岭南瘴疠险远，不可以宿大兵。且盎反状未成，未宜动众。”上曰：“告者道路不绝，何云反状未成？”对曰：“盎若反，必分兵据险，攻掠州县。今告者已数年，而兵不出境，此不反明矣。诸州既疑其反，陛下又不遣使镇抚，彼畏死，故不敢入朝。若遣信臣示以至诚，彼喜于免祸，可不烦兵而服。”上乃罢兵。冬，十月，乙酉，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，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。上曰：“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，而岭表遂安，胜十万之师，不可不赏。”赐徵绢五百匹。
　　[27]岭南部落首领冯盎、谈殿等人互相争斗，很久没有入朝。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，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、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。魏徵劝谏说：“中原刚刚平定，岭南路途遥远、地势险恶，有瘴气瘟疫，不可以驻扎大部队。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，不宜兴师动众。”太宗说：“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，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？”魏徵答道：“冯盎如果反叛，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，攻掠邻近州县。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，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，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。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，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，冯氏怕死，所以不敢来朝廷。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，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，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。”太宗于是下令收兵。冬季，十月，乙酉（初六），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，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。太宗说：“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，岭南就得以安定，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，不能不加赏。”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。
　　[28]十二月，壬午，左仆射萧坐事免。
　　[28]十二月，壬午（初四），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。
　　[29]戊申，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，伏诛。
　　[29]戊申（三十日），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，被处死。
　　孝常因入朝，留京师，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、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，谋以宿卫兵作乱。安业，皇后之异母兄也，嗜酒无赖；父晟卒，弟无忌及后并幼，安业斥还舅氏。及上即位，后不以旧怨为意，恩礼甚厚。及反事觉，后涕泣为之固请曰：“安业罪诚当万死。然不慈于妾，天下知之；今置以极刑，人必谓妾所为，恐亦为圣朝之累。”由是得减死，流州。
　　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，留在京城，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、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，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。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，嗜酒如命，不务正业。其父长孙晟死后，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，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。等到太宗即位，皇后不念旧怨、不记前嫌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。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，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：“安业所犯罪行，实在是罪该万死。但他以前对我不好，国人都知道，现在处他以极刑，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，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。”安业由此得以免死，流配到州。
　　[30]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，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，无状。彦博言于上曰：“徵不存形迹，远避嫌疑，心虽无私，亦有可责。”上令彦博让徵，且曰：“自今宜存形迹。”他日，徵入见，言于上曰：“臣闻君臣同体，宜相与尽诚；若上下俱存形迹，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，臣不敢奉诏。”上瞿然曰：“吾已悔之。”徵再拜曰：“臣幸得奉事陛下，愿使臣为良臣，勿为忠臣。”上曰：“忠、良有以异乎？”对曰：“稷、契、皋陶，君臣协心，俱享尊荣，所谓良臣。龙逄、比干，面折廷争，身诛国亡，所谓忠臣。”上悦，赐绢五百匹。
　　[30]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，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，没有实据。彦博对太宗说：“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，远远地避开嫌疑，内心虽然无私，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。”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，而且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应留下办事的表态。”有一天，魏徵上朝，对太宗说：“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，应彼此竭诚相待。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，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，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。”太宗吃惊地说：“我已经后悔了。”魏徵拜了两拜道：“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，愿陛下让臣做良臣，不要让臣做忠臣。”太宗问：“忠、良有什么区别吗？”回答道：“后稷、契、皋陶，君臣齐心合力，共享荣耀，这就是所说的良臣。龙逄、比干犯颜直谏，身死国亡，这就是所说的忠臣。”太宗听后十分高兴，赐给绢五百匹。
　　上神采英毅，群臣进见者，皆失举措；上知之，每见人奏事，必假以辞色，冀闻规谏。尝谓公卿曰：“人欲自见其形，必资明镜；君欲自知其过，必待忠臣。苟其君愎谏自贤，其臣阿谀顺旨，君既失国，臣岂能独全！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，炀帝既弑，世基等亦诛。公辈宜用此为戒，事有得失，毋惜尽言！”
　　太宗的神情、风采英武刚毅，众位大臣进见他时，皆手足失措。太宗知道后，每次见人上朝奏事，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，希望听到规谏之言。曾对公卿说：“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，一定要借助于镜子；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，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。如果君主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大臣阿谀逢迎，君主就会失去国家，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！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，炀帝被杀后，世基等也难免一死。望你们以此为戒，每件事都有得失，希望不惜畅所欲言！”
　　[31]或上言秦府旧兵，宜尽除武职，追入宿卫。上谓之曰：“朕以天下为家，惟贤是与，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！汝之此意，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。”
　　[31]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，应全部任命为武官，加入皇宫警卫部队。太宗对他说：“朕视天下为一家，只选用贤才，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？你这个想法，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。”
　　[32]上谓公卿曰：“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，与人同利故也。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，病人以利己故也。夫靡丽珍奇，固人之所欲，若纵之不已，则危亡立至。朕欲营一殿，材用已具，鉴秦而止。王公已下，宜体朕此意。”由是二十年间，风欲素朴，衣无锦绣，公私富给。
　　[32]太宗对公卿说：“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，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。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、图谋反叛，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。奇珍异宝，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，假如放纵自己不止，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。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，材料已经齐备，有鉴于秦的灭亡，便停止了这项工程。亲王公卿以下，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。”从此二十年间，风俗质朴淳厚，穿着不用锦绣，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。
　　[33]上谓黄门侍郎王曰：“国家本置中书、门下以相检察，中书诏敕或有差失，则门下当行驳正。人心所见，互有不同，苟论难往来，务求至当，舍己从人，亦复何伤！比来或护己之短，遂成怨隙，或苟避私怨，知非不正，顺一人之颜情，为兆民之深患，此乃亡国之政也。炀帝之世，内外庶官，务相顺从，当是之时，皆自谓有智，祸不及身。及天下大乱，家国两亡，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，亦为时论所贬，终古不磨。卿曹各当徇公忘私，勿雷同也！”
　　[33]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：“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、门下省，以相互监督检查，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，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。人的见解各有不同，如果往来辩论，务求准确恰当，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近来有人护己之短，于是产生仇怨隔阂，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，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。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，造成万民的灾患，这是亡国的政治。隋炀帝在位时，内外官吏一团和气，在那时，均自认为有智慧，祸患殃及不到自身。等到天下大乱，家庭与国家俱亡，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，也要被舆论所针砭，永远难以磨灭。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，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”
　　[34]上谓侍臣曰：“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，剖身以藏之，有诸？”侍臣曰：“有之。”上曰：“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；吏受赇抵法，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，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！”魏徵曰：“昔鲁哀公谓孔子曰：‘人有好忘者，徙宅而忘其妻。’孔子曰：‘又有甚者，桀、纣乃忘其身。’亦犹是也。”上曰：“然。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，庶免为人所笑也！”
　　[34]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：“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，用刀割开身上的肉，将宝珠藏在里面，有这么回事吗？”大臣答道：“有这回事。”太宗说：“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，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，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？”魏徵说：“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：‘有的人非常健忘，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。’孔子说：‘还有比这严重的，夏桀、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。’也是这样。”太宗说：“对。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，相互辅助，以免被后人耻笑。”
　　[35]青州有谋反者，州县逮捕支党，收系满狱，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。仁师至，悉脱去底械，与饮食汤沐，宽慰之，止坐其魁首十余人，余皆释之。还报，敕使将往决之。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：“足下平反者多，人情谁不贪生，恐见徒侣得免，未肯甘心，深为足下忧之。”仁师曰：“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，岂可自规免罪，知其冤而不为伸邪！万一暗短，误有所纵，以一身易十囚之死，亦所愿也。”伏伽惭而退。及敕使至，更讯诸囚，皆曰：“崔公平恕，事无枉滥，请速就死。”无一人异辞者。
　　[35]青州有人谋反，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，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。诏令殿中侍御史、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。崔仁师到了青州，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，给他们饮食、让他们沐浴，加以宽慰，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，其他人都释放。崔仁师回朝禀报，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。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：“您平反了很多人，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，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，不肯甘心，我深为您忧虑。”崔仁师说：“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，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责任，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！万一判断不准，放错了人，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。”孙伏伽羞惭地退下。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，重新审讯犯人，他们都说：“崔公公正宽仁，断案没有冤枉，请求立刻处死我们。”没有一人有二话的。
　　[36]上好骑射，孙伏伽谏，以为：“天子居则九门，行则警跸，非欲苟自尊严，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。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，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，非今日天子事业也。既非所以安养圣躬，又非所以仪刑后世，臣窃为陛下不取。”上悦。未几，以伏伽为谏仪大夫。
　　[36]太宗喜好骑马射箭，孙伏伽苦谏道：“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，出行则要警戒开道，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，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。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，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，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。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，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，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。”太宗十分高兴。没几天，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。
　　[37]隋世选人，十一月集，至春而罢，人患其期促。至是，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，随阙注拟，人以为便。
　　[37]隋朝选拔官员，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，到次年春天结束，人们苦于期限过短。到此时，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，根据空阙随时补充，人们颇以为便。
　　唐初，士大夫以乱离之后，不乐仕进，官员不充。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，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。至是尽省之，勒赴省选，集者七千余人，林甫随才铨叙，各得其所，时人称之。诏以关中米贵，始分人于洛州选。
　　唐朝初年，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，都不愿意做官，政府官员人数不够。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，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。到此时全都废止。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，聚集有七千余人，刘林甫量才录用，各得其所，当时人十分称赞。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，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。
　　上谓房玄龄曰：“官在得人，不在员多。”命玄龄并省，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。
　　太宗对房玄龄说：“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，而不在于人多。”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，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。
　　[38]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，有学行，性刚直，朋友有过，常面责之。李百药常称：“刘四虽复骂人，人终不恨。”是岁，有诏征之，辞以母老，不至。
　　[38]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，学问人品俱佳，性格刚正直爽，朋友有过失，常常当面指责。李百药常说：“刘四虽然总是骂人，人们却不恨他。”这一年，有诏令征召他入朝，以母亲年迈为由，辞谢不去。
　　[39]令裴仁轨私役门夫，上怒，欲斩之。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谏曰：“法者，陛下所与天下共也，非陛下所独有也。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，臣恐人无所措手足。”上悦，免仁轨死，以乾为侍御史。
　　[39]县县令裴仁轨，私下役使看门人，太宗大怒，要处斩他。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：“法律，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，并非陛下独有之物。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，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。”太宗高兴，免除裴仁轨死罪，任命李乾为侍御史。
　　[40]上尝语及关中、山东人，意有同异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当有东西之异；恐示人以隘。”上善其言，厚赐之。自是每有大政，常使预议。
　　[40]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，认为有所不同。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：“天子以四海为一家，不应当有东、西的差别，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。”太宗欣赏他的话，给他丰厚的赏赐。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，都让他参与谋议。
　　[41]初，突厥既强，敕勒诸部分散，有薛延陀、回纥、都播、骨利、多滥葛、同罗、仆固、拔野古、思结、浑、斛薛、结、阿跌、契、白等十五部，皆居碛北，风俗大抵与突厥同；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。
　　[41]起初，突厥族已经强大，敕勒各部落分散，有薛延陀、回纥、都播、骨利、多滥葛、同罗、仆固、拔野古、思结、浑、斛薛、结、阿跌、契、白等十五部，均居住在漠北地区，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。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。
　　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，敕勒诸部皆臣之。曷萨那征税无度，诸部皆怨。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，敕勒相帅叛之，共推契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，居贪于山北。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小可汗，居燕末山北。及射匮可汗兵复振，薛延陀、契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。
　　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，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。曷萨那横征暴敛，敕勒各部均有怨言。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，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，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，居住在贪于山北。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，居住在燕末山北。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，薛延陀、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。
　　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，东属始毕可汗。统叶护可汗势衰，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，附于颉利可汗。颉利政乱，薛延陀与回纥、拔野古等相帅叛之。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，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，与战于马鬣山，大破之。欲谷设走，菩萨追至天山，部众多为所虏，回纥由是大振。薛延陀又破其四设，颉利不能制。
　　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，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，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，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。颉利政治混乱，薛延陀与回纥、拔野古等相继反叛。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，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，大败欲谷设。欲谷设仓遑奔逃，菩萨追到天山，俘虏其大部，回纥从此兴盛。薛延陀又乘机击 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，颉利可汗无法控制。
　　颉利益衰，国人离散。会大雪，平地数尺，羊马多死，民大饥，颉利恐唐乘其弊，引兵入朔州境上，扬言会猎，实设备焉。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，言于上曰：“戎狄兴衰，专以羊马为候。今突厥民饥畜瘦，此将亡之兆也，不过三年。”上然之。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，上曰：“新与人盟而背之，不信；利人之灾，不仁；乘人之危以取胜，不武。纵使其种落尽叛，六畜无余，朕终不击，必待有罪，然后讨之。”
　　颉利可汗日益衰败，百姓纷纷离散。正赶上天下大雪，雪深达数尺，羊、马多冻死，百姓饥寒交迫，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，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，扬言要会猎，实际上是防备唐朝。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，对太宗说：“戎狄族的兴衰隆替，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。现在突厥百姓饥饿、牲畜瘦弱，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，不会超过三年。”太宗颇以为然。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，太宗说：“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，这是不守信用；利用人的灾祸，这是不仁义；乘人之危来取胜，这不是勇武的行为。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，牲畜所剩无几，朕还是不出击，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，然后讨伐他们。”
　　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，献万钉宝钿金带，马五千匹，以迎公主。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，数遣兵入寇，又遣人谓统叶护曰：“汝迎唐公主，要须经我国中过。”统叶护患之，未成婚。
　　西突厥统叶护可汗，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，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、五千匹马，以迎娶唐公主。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，几次派兵侵扰，又派人对统叶护说：“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，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。”统叶护深为忧虑，最后没有成婚。
二年（戊子、628）
　　二年（戊子，公元628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辛亥，右仆射长孙无忌罢。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，上以表示之，曰：“朕于卿洞然无疑，若各怀所闻而不言，则君臣之意有不通。”又召百官谓之曰：“朕诸子皆幼，视无忌如子，非他人所能间也。”无忌自惧满盈，固求逊位，皇后又力为之请，上乃许之，以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辛亥（初三），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。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，荣宠太盛，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，并说：“朕对你丝毫不怀疑，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，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。”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：“朕的儿子均年幼，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，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。”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，一再请求让位，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，太宗于是准许离职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。
　　[2]置六司侍郎，副六尚书；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
　　[2]设置六司侍郎，为六司尚书的副职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
　　[3]癸丑，吐谷浑寇岷州，都督李道彦击走之。
　　[3]癸丑（初五），吐谷浑入侵岷州，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。
　　[4]丁巳，徙汉王恪为蜀王，卫王泰为越王，楚王为燕王。
　　[4]丁巳（初九），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，卫王李泰为越王，楚王李为燕王。
　　[5]上问魏徵曰：“人主何为而明，何为而暗？”对曰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昔尧清问下民，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；舜明四目，达四聪，故共、鲧、兜不能蔽也。秦二世偏信赵高，以成望夷之祸；梁武帝偏信朱异，以取台城之辱；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以致彭城阁之变。是故人君兼听广纳，则贵臣不 得拥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”上曰：“善！”
　　[5]太宗问魏徵：“君主如何做称为明，如何做称为暗？”魏徵答道：“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就是明，偏听偏信，就是暗。从前尧帝体恤下情，详细询问民间疾苦，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；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，耳聪能远听四方，所以共工、鲧、兜不能掩匿罪过。秦二世偏信赵高，造成望夷宫的灾祸；梁武帝偏信朱异，招来台城的羞辱；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导致彭城阁的变故。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，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，下情也就得以上达。”太宗说：“非常对！”
　　上谓黄门侍郎王曰：“开皇十四年大旱，隋文帝不许赈给，而令百姓就食山东，比至末年，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。炀帝恃其富饶，侈心无厌，卒亡天下。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，其余何用哉！”
　　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：“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，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，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，等到了文帝末年，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。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，奢侈无度，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。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，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！”
　　[6]二月，上谓侍臣曰：“人言天子至尊，无所畏惮。朕则不然，上畏皇天之监临，下惮群臣之瞻仰，兢兢业业，犹恐不合天意，未副人望。”魏徵曰：“此诚致治之要，愿陛下慎终如始，则善矣。”
　　[6]二月，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：“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，无所畏惧。朕则并非如此，上怕皇天的监督，下惧群臣的注视，兢兢业业，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。”魏徵说：“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，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，那就好了。”
　　[7]上谓房玄龄等曰：“为政莫若至公。昔诸葛亮窜廖立、李严于南夷，亮卒而立、严皆悲泣，有死者，非至公能如是乎！又高为隋相，公平识治体，隋之兴亡，系之存没。朕既慕前世之明君，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！”
　　[7]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：“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。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、李严到南夷之地，诸葛亮死的时候，廖立悲痛万分，李严哀伤而死，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？再如高为隋朝丞相，公正无私，颇识治国之本，隋朝的兴亡，与高休戚相关。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，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！”
　　[8]三月，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　　[8]三月，戊寅朔（疑误），出现日食。
　　[9]壬子，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；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，庶无冤滥。既而引囚，至岐州刺史郑善果，上谓胡演曰：“善果虽复有罪，官品不卑，岂可使与诸囚为伍。自今三品已上犯罪，不须引过，听于朝堂俟进止。”
　　[9]壬子（初五），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。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，以尽量减除冤案。随即带囚犯走过，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，太宗对胡演说：“郑善果虽然有罪，毕竟官衔不低，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。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，不必带来殿前过目，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。”
　　[10]关内旱饥，民多卖子以接衣食；己巳，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，归其父母。庚午，诏以去岁霖雨，今兹旱、蝗，赦天下。诏书略曰：“若使年谷丰稔，天下义安，移灾朕身，以存万国，是所愿也，甘心无吝。”会所在有雨，民大悦。
　　[10]关内地区大旱饥荒，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。己巳（二十二日），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，送还给他们的父母。庚午（二十三日），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，今年又遇旱、蝗灾害，因此大赦天下。诏令大略说道：“假如让五谷丰登、天下安宁，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，毫不吝惜。”不久旱区天降喜雨，百姓大为高兴。
　　[11]夏，四月，己卯，诏以“隋末乱离，因之饥馑，暴骸满野，伤人心目，宜令所在官司收瘗。”
　　[11]夏季，四月，己卯（初三），下诏说：“隋朝末年天下大乱，造成饥荒，尸骨遍野，使人触目伤悲，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。”
　　[12]初，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，主东偏，奚、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，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。及薛延陀、回纥等败欲谷设，颉利遣突利讨之，突利兵又败，轻骑奔还。颉利怒，拘之十余日而挞之，突利由是怨，阴欲叛颉利。颉利数征兵于突利，突利不与，表请入朝。上谓侍臣曰：“者突厥之强，控弦百万，凭陵中夏，用是骄恣以失其民。今自请入朝，非困穷，肯如是乎！朕闻之，且喜且惧。何则？突厥衰则边境安矣，故喜。然朕或失道，他日亦将如突厥，能无惧乎！卿曹宜不惜苦谏，以辅朕之不逮也。”
　　[12]起初，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，主持东部事务，奚、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，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。等到薛延陀、回纥等打败欲谷设，颉利派突利讨伐，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，单枪匹马逃回。颉利大怒，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，并鞭笞他，突利从此怨恨颉利，暗中想背叛颉利。颉利几次向他征兵，他都不给，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。太宗对大臣们说：“以前突厥强盛，拥有百万兵马，侵凌中原，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。现在请求归附，如果不是深陷困境，能这么做吗？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。为什么呢？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，所以高兴。然而朕若有过失，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，能不担心忧虑吗？望你们直言苦谏，来帮助朕弥补不足。”
　　颉利发兵攻突利，丁亥，突利遣使来求救，上谋于大臣曰：“朕与突利为兄弟，有急不可不救。然颉利亦与之有盟，奈何？”兵部尚书杜如晦曰：“戎狄无信，终当负约，今不因其乱而取之，后悔无及。夫取乱侮亡，古之道也。”
　　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，丁亥（十一日），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，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：“朕与突利结为兄弟，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。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，怎么办呢？”兵部尚书杜如晦说：“戎狄族不守信用，以后肯定要背约，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，以后将后悔莫及。谋取混乱者，侵凌将亡之师，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。”
　　丙申，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。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，上谓使者曰：“契丹与突厥异类，今来归附，何故索之！师都中国之人，盗我土地，暴我百姓，突厥受而庇之，我兴兵致讨，辄来救之，彼如鱼游釜中，何患不为我有！借使不得，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。”
　　丙申（二十日），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。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，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，太宗对突厥使臣说：“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，现在来归顺我大唐，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！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，侵占我大唐土地，欺压我大唐百姓，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，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，你们总出兵救援，梁氏已如鱼游釜中，早晚要被我们消灭。即使一时消灭不掉，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。”
　　先是，上知突厥政乱，不能庇梁师都，以书谕之，师都不从。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、司马刘兰成图之，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，多纵反间，离其君臣，其国渐虚，降者相属。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，事泄，来奔，由是上下益相疑。等知可取，上表请兵。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，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。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，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。师都宵遁，兰成追击，破之。突厥大发兵救师都，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，与突厥遇，奋击，大破之，遂围朔方。突厥不敢救，城中食尽。壬寅，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，以城降，以其地为夏州。
　　在此之前，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，政局混乱，不能够庇护梁师都，曾寄书信晓谕，劝他归降，梁师都执意不从。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、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，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，又常使反间计，离间其君臣，其国势渐衰，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。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，事情败露，投奔唐朝，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。刘等知道时机已到，上表请求派兵出击。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、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，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。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，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。梁氏半夜逃跑，刘兰成追击，大败梁氏。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，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，与突厥兵相遇，奋力拼杀，大败突厥兵，于是包围朔方城。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，城中粮绝。壬寅（二十六日），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，献城投降，唐朝以该地建夏州。
　　[13]太常少卿祖孝孙，以梁、陈之音多吴、楚、周、齐之音多胡、夷，于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声，作《唐雅乐》，凡八十四调、三十一曲、十二和。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。六月，乙酉，孝孙等奏新乐。上曰：“礼乐者，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，治之隆替，岂由于此？”御史大夫杜淹曰：“齐之将亡，作《伴侣曲》，陈之将亡，作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其声哀思，行路闻之皆悲泣，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！”上曰：“不然。夫乐能感人，故乐者闻之则喜，忧者闻之则悲，悲喜在人心，非由乐也。将亡之政，民必愁苦，故闻乐而悲耳。今二曲具存，朕为公奏之，公岂悲乎？”右丞魏徵曰：“古人称‘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！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！’乐诚在人和，不在声音也。”
　　[13]太常寺少卿祖孝孙，认为南朝梁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、楚的音调；而北朝周、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、夷的音调，于是斟酌南、北方的音乐，又考察古代的音乐，修成了《唐雅乐》，总共八十四调、三十一曲、十二和。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。六月，乙酉（初十），孝孙等人演奏新乐。太宗说：“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，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，难道也由此而生？”御史大夫杜淹说：“北齐将要灭亡时，产生《伴侣曲》；陈国将亡时，又出现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其声调悲哀，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，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？”太宗说：“不对，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，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，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，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，不是由音乐引起的。将要衰亡的政治，百姓必然感到愁苦，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。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，朕为你弹奏出来，你难道会悲伤吗？”右丞魏徵说：“古人说：‘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？’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？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，而不在于声音本身。”
　　臣光曰：“臣闻垂能目制方圆，心度曲直，然不能以教人，其所以教人者，必规矩而已矣。圣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然不能以授人，其所以授人者，必礼乐而已矣。礼者，圣人之所履也；乐者，圣人之所乐也。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，又思与四海共之，百世传之，于是乎作礼乐焉。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，是亦垂之功已；王者执五帝、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，是亦五帝、三王之治已。五帝、三王，其违世已久，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，闻其乐知其所乐，炳然若犹存于世焉，此非礼乐之功邪！
　　司马光曰：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，用内心量曲直，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，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，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。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，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，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，所能传授的，一定是礼、乐罢了。礼，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；乐，是圣人所喜爱的。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，使之传留百世，于是便制作礼乐。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，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；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，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。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，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，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，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，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？
　　夫礼乐有本、有文：中和者，本也；容声者，末也；二者不可偏废。先王守礼乐之本，未尝须臾去于心，行礼乐之文，未尝须臾远于身。兴于闺门，着于朝廷，被于乡遂比邻，达于诸侯，流于四海，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，未尝不在礼乐之中；如此数十百年，然后治化周浃，凤凰来仪也。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，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，求以称风易俗，诚亦难矣。是以汉武帝置协律，歌天瑞，非不美也，不能免哀痛之诏。王莽建羲和，考律吕，非不精也，不能救渐台之祸。晋武制笛尺，调金石，非不详也，不能弭平阳之灾。梁武帝立四器、调八音，非不察也，不能免台城之辱。然则韶、夏、、武之音，具存于世，苟其余不足以称之，曾不能化一夫，况四海乎！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，坐而待器之成，终不可得也。况齐、陈淫昏之主，亡国之音，暂奏于庭，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！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，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！
　　礼乐有内在的本质，有外表的形式：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，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，二者不可偏废。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，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，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，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。兴起于闺阁家门，显达于朝廷，广被于乡野近邻，通达于诸侯，流播于四海，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，都离不开礼乐。长此以往数十百年，然后教化普遍深入，天下太平。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，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，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，实在是难。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，歌唱天降祥瑞，不能说不美，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。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，考定律吕之音，不能说不精确，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。晋武帝制笛尺，调金石之声，不能说不详尽，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。梁武帝设立四器，调理八音，不能说不分明，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。这样看来，舜、禹、、周武王时的韶、夏、、武四乐，即使都保存于当世，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．并不能感化一个人，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！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、材料，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，最后一无所得一样。况且齐、陈的淫荡昏庸之主，亡国之音，暂奏于朝庭，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！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，为什么讲话轻率，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？
　　夫礼非威仪之谓也，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。乐非声音之谓也，然无声音之谓也，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。譬诸山，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，然土石皆去，山于何在哉！故曰：“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。”奈何以齐、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，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！必若所言，则是五帝、三王之作乐皆妄也。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，”惜哉！
　　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，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。乐并非指声音而言，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。譬如一座山，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，但是如果去掉土石，山又何在！所以说：“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，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。”怎么能因为齐、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，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！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，则五帝、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。“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，暂付之阙如。”可惜呀！
　　[14]戊子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朕观《隋炀帝集》，文辞奥博，亦知是尧、舜而非桀、纣，然行事何其反也！”魏徵对曰：“人君虽圣哲，犹当虚己以受人，故智者献其谋，勇者竭其力。炀帝恃其俊才，骄矜自用，故口诵尧、舜之言而身为桀、纣之行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。”上曰：“前事不远，吾属之师也！”
　　[14]戊子（十三日），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：“朕翻阅《隋炀帝集》，见其文辞深奥博雅，也知道推崇尧、舜而非议桀、纣，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？”魏徵回答道：“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，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，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，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。炀帝恃才自傲，骄矜自大，所以口诵尧、舜的言语而身行桀、纣的作为，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。”太宗说：“前事不远，当成为我们的借鉴。”
　　[15]畿内有蝗。辛卯，上入苑中，见蝗，掇数枚，祝之曰：“民以谷为命，而汝食之，宁食吾之肺肠。”举手欲吞之，左右谏曰：“恶物或成疾。”上曰：“朕为民受灾，何疾之避！”遂吞之。是岁，蝗不为灾。
　　[15]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。辛卯（十六日），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，看见了蝗虫，拾取几只蝗虫，祷祝说：“百姓视谷子如生命，而你们却吃它们，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。”举手想吞掉蝗虫，身边的人劝谏道：“吃脏东西容易得病。”太宗说：“朕为百姓承受灾难，为什么要躲避疾病！”于是吞食掉蝗虫。这一年，蝗虫没有成为灾害。
　　[16]上曰：“朕每临朝，欲发一言，未尝不三思，恐为民害，是以不多言。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：“臣职在记言，陛下之失，臣必书之，岂徒有害于今，亦恐贻讥于后。”上悦，赐帛二百段。
　　[16]太宗说：“朕每次临朝听政，想要说一句话，都要再三思忖，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，所以不多说话。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：“我的职责在于记言，陛下的每一个过失，我一定要记上，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，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。”太宗高兴，赐给帛二百段。
　　[17]上曰：“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，侯景之乱，百官不能乘马。元帝为周师所围，犹讲《老子》，百官戎服以听。此深足为戒。朕所好者，唯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以为如鸟有翼，如鱼有水，失之则死，不可暂无耳。”
　　[17]太宗说：“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，侯景之乱，百官不能够骑马。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，还在讲论《老子》，百官穿着戎装听讲。这些深足为戒。朕所喜好的，只有尧、舜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，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、鱼得活水，失去它们将要死去，不可片刻没有它们。”
　　[18]以辰州刺史裴虔通，隋炀帝故人，特蒙宠任，而身为弑逆，虽时移事变，屡更赦令，幸免族夷，不可犹使牧民，乃下诏除名，流州。虔通常言“身除隋室以启大唐”，自以为功，颇有觖望之色。及得罪，怨愤而死。
　　[18]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，特别受到宠爱，最后却杀了炀帝。虽然星转斗移、时世变迁，几次经历颁布赦令，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，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，于是下诏将其除名，流放到州。裴虔通常说：“亲自除掉隋朝皇室，开启大唐江山”，自以为有功，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。等到开罪于朝廷，怨愤而死。
　　[19]秋，七月，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、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。
　　[19]秋季，七月，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、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。
　　[20]上谓侍臣曰：“古语有之：‘赦者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’‘一岁再赦，善人喑哑。’夫养稂莠者害嘉谷，赦有罪者贼良民，故朕即位以来，不欲数赦，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！”
　　[20]太宗对大臣说：“古语说道：‘宽赦是小人的幸事，是君子的不幸。’‘一年中两次大赦，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。’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，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，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，不想屡次发布赦令，惟恐小人有恃无恐，动辄触犯法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