益州、永昌、柯、越四皆平，亮即其渠率而用之。或以谏亮。亮曰：“若留外人，是当留兵，兵留则无所食，一不易也；加夷新伤破，父兄死丧，留外人而无兵者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；又，夷累有废杀之罪，自嫌衅重，若留外人，终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今吾欲使不留兵，不运粮，而纲纪粗定，夷、汉粗安故耳。”亮于是悉收其俊杰孟获等以为官属，出其金、银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战马以给军国之用。自是终亮之世，夷不复反。
　　益州、永昌、柯、越四郡都被平定了，诸葛亮仍然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为四郡的地方官吏。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，诸葛亮说：“如果留外地人为官，则要留驻军队，留驻军队，则粮秣供应困难，这是第一个难题；这些夷族刚受过战争之苦，父兄多有死伤，怨气未消，任用外地人而不留驻军队，定有祸患，这是第二个难题；这些夷族叛乱分子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官吏，自知有罪，与我们隔阂很深，若留下外地人为官，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，这是第三个难题。我现在是要不留军队，不转运粮食，使法令、政纪大体得以贯彻，让夷族和汉人大何安定下来。”于是诸葛亮网罗孟获等当地的着名人物，任命为地方官使，让他们贡献金、银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战马，供给军队和朝廷使用。从此之后，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，这一地区的夷族再也没有反叛。
　　[9]八月，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。尚书蒋济表言水道难通，帝不从。冬，十月，如广陵故城，临江观兵，戎卒十余万，旌旗数百里，不渡江之志。吴人严兵固守。时天寒，冰，舟不得入江。帝见波涛汹涌，叹曰：“嗟乎，固天所以限南北也！”遂归。孙韶遗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，于迳路夜要帝，帝大惊。寿等获副车、羽盖以还。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，议者欲就留兵屯田，蒋济以为：“东近湖，北临淮，若水盛时，贼易为寇，不可安屯。”帝从之，车驾即发。还，到精湖，水稍尽，尽留船付济。船延在数百里中，济更凿地作四五道，蹴船令聚；豫作土豚遏断湖水，皆引后船，一时开遏入淮中，乃得还。
　　[9]八月，魏文帝命令水军从谯沿涡水进入淮河。尚书蒋济上表说水路很难通行，文帝不听。冬季，十月，前往广陵故城，在长江岸边检阅军队，魏军将士十余万，旌旗飘荡数百里，大有跨过长江的意图。吴布置军队严阵以待。当时天气寒冷，江边结冰，战船无法入江。文帝眼望长江的汹涌波涛，叹息说：“哎！这是上天注定要分割大江南北啊！”于是下令撤军。孙韶派部将高寿等率敢死队五百人，从小路夜袭文帝，文帝大惊。高寿等缴获了文帝的副车、羽盖而回。当时，魏军战船数千艘因阻滞无法撤退，有人建议留下军队就地屯田，蒋济认为：“此地东近高邮湖，北滨准河，在水在的时候，很容易被吴军抄掠，不能在这里屯田。”文帝采纳了蒋济的意见，车驾和军队当即开拔。撤至精湖，水路几乎没有了，文帝将船只都留给了蒋济。战船前后相连数百里，蒋济令人挖开四五条水道，将船全部集中在一起；并提前堆好土坝，截断湖水，把后面的船都拖入，再掘开水坝，船只全部随水涌入淮河，这样，魏军的舰船才得以返回。
　　[10]十一月，东武阳王鉴薨。
　　[10]十一月，东武阳王曹鉴去世。
　　[11]十二月，吴番阳贼彭绮攻没郡县，众数万人。
　　[11]十二月，吴番阳贼人彭绮攻陷郡县城池，有部众数万人。
　　七年（丙午、226）
　　七年（丙午，公元226年）
　　[1]春，正月，壬子，帝还洛阳，谓蒋济曰：“事不可不晓。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湖中，卿于后致之，略与吾俱至谯。又每得所陈，实入吾意。自今讨贼计画，善思论之。”
　　[1]春季，正月，壬子（初十），魏文帝返回洛阳，对蒋济说：“对事情不能不弄清楚。我先前决定将一半船只毁在山阳湖中，幸亏你设法将船只解救，虽然在我后面，却几乎与我同时到达谯郡。还有你每次提的建议，都很合我的心意。今后征讨孙权的计划，要认真研究讨论。”
　　[2]汉丞相亮欲出军汉中，前将军李严当知后事，移屯江州，留护军陈到驻永安，而统属于严。
　　[2]蜀汉丞相诸葛亮准备出兵至汉中，前将军李严负责后方事务，移驻江州，留护军陈到驻军永安，归属李严指挥。
　　[3]吴陆逊以所在少谷，表令诸将增广农亩。吴王报曰：“甚善！令孤父子亲受田，车中八牛，以为四耦，虽未及古人，亦欲令与众均等其劳也。”
　　[3]吴将陆逊因为所在地区粮谷匮乏，上表请求命令各位将领广开田地，增加粮食产量。吴王回复说：“你的建议很好。让我父子亲自下田，以八头牛犁地，四张犁耕作，虽然不及古代的帝王，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劳作。”
　　[4]帝之为太子也，郭夫人弟有罪，魏郡四中都尉鲍勋治之；太子请，不能得，由是恨勋。及即位，勋数直谏，帝益忿之。帝伐吴还，屯陈留界。勋为治书执法，太守孙邕见出，过勋；时营垒未成，但立标埒，邕邪行，不从正道，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，勋以堑垒未成，解止不举。帝闻之，诏曰：“勋指鹿作马，收付廷尉。”廷尉法议，“正刑五岁”，三官驳，“依律，罚金二斤”，帝大怒曰：“勋无活分，而汝等欲纵之！收三官已下付刺奸，当令十鼠同穴！”钟繇、华歆、陈群、辛毗、高柔、卫臻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，求请勋罪，帝不许。高柔固执不众诏命，帝怒甚，召柔诣台，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诛勋。勋死，乃遣柔还寺。
　　[4]文帝做太子的时候，郭夫人的弟弟犯法，被当时的魏郡西部都尉鲍勋治罪；太子曹丕向鲍勋请求赦免，遭到拒绝，因此对鲍勋心怀忌恨。等到即位做了皇帝。鲍勋又多次直言对谏，更使文帝恨不上加恨。魏军征讨吴国后退兵，驻扎在陈留地区。鲍勋任治书执法，太守孙邕晋见文帝，出来后，顺路去鲍勋那里拜访；当时营垒尚未筑好，刚刚立下界标，孙邕穿行，汉有起正路，军营令史刘曜要追究孙邕，鲍勋认为营垒尚未建成，劝止了刘曜，没有上所。文帝知道后，下诏说：“鲍勋指鹿为马，抓起来交给廷尉治罪。”廷尉根据法律议定，“应处五年徒刑”，廷尉正、廷尉监、廷尉平三位官员所驳说：“依照律法，只应罚黄金二斤”，文帝大为生气说：“鲍勋该处死，而你们却要放掉他，将廷尉正、监、平三官及其下属官员抓起来交给刺奸治罪，要把你们这些老鼠埋在一个坑里！”钟繇、华歆、陈群、辛毗、高柔、卫臻等人一起上表，说鲍勋的父亲鲍信有功于武皇帝，请求赦免鲍勋，文帝不许。廷尉高柔拒不服从文帝的诏命，文帝更加愤怒，把高柔召至尚书台，然后，派使者秉承旨意到廷尉监狱将鲍勋处死。鲍勋处死之后，才放高柔回廷尉官府。
　　票骑将军都阳侯曹洪，家富而性吝啬，帝在东宫，尝从洪贷绢百匹，不称意，恨之；遂以舍客犯法，下狱当死，群臣并救，莫能得。卞太后责怒帝曰：“梁、沛之间，非子廉无有今日。”又谓郭后曰：“令曹洪今日死，吾明日敕帝废后矣！”于是郭后泣涕屡请，乃得免官，削爵土。
　　票骑将军都阳侯曹洪，家中富有，但很吝啬。文帝做太子时，曾向曹洪借用一百匹娟，未能满意，所以心怀忌恨。后来，曹洪宾客犯法，便将曹洪逮捕入狱，判处死刑，大臣们都为曹洪求情，仍不赦免。卞太后气愤地责备文帝：“当年在梁沛之间大战时，若没有曹洪，我们怎么会有今天。”又对郭皇后说：“皇帝今天处死曹洪，我明天就要他废掉你这个皇后！”于是，郭皇后多次哭着为曹洪求情，曹洪才免于一死，被免去官职，削去爵位和封地。
　　[5]初，郭后无子，帝使母养平原王睿；以睿母甄夫人被诛，故未建为嗣。睿事后甚谨，后亦爱之。帝与睿猎，见子母鹿，帝亲射杀其母，命睿射其子；睿泣曰：“陛下已杀其母，臣不忍复杀其子。”帝即放弓矢，为之恻然。夏，五月，帝疾笃，乃立睿为太子。丙辰，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抚军大将军司马懿，并受遗诏辅政。丁巳，帝殂。
　　[5]当初，郭皇后没有儿子，文帝让她以母亲的名义抚养平原王曹睿，曹睿因为母亲甄夫人被杀，没有被立为太子。他谨慎侍奉郭皇后，深得郭皇后喜爱。一天，文帝和曹睿父子二人射猎，见到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，文帝亲手射死了母鹿，要曹睿射那只小鹿，曹睿哭着说：“陛下已经杀了母亲，我不忍心再杀她的儿子。”文帝当即放下弓箭，恻然心伤。夏季，五月，文帝病重，立曹睿为太子。丙辰（十六日），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抚军大将军司马懿，发布遗诏，命令他们辅佐太子曹睿主持政事。丁巳（十七日），文帝去世。
　　陈寿评曰：文帝天资文藻，下笔成章，博闻强识，才艺兼该。若加之旷大之度，励以公平之诚，迈志存道，克广德心，则古之贤主，何远之有哉！
　　陈寿评曰：文帝有文学天赋，下笔成章，博闻强记，才艺都很有造诣。如果再加以宽博旷达的气度和公平挚诚之心，激励自己维护道义的志向，尽心广布贤德恩惠，则比古代的贤明君主，也不会相差太远！
　　[6]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
　　[6]太子曹睿即帝位，尊皇太后卞氏为太皇太后，养母郭皇后为皇太后。
　　初，明帝在东宫，不交朝臣，不问政事，惟潜思书籍；即位之后，群下想闻风采。居数日，独见侍中刘晔，语尽日，众人侧听，晔既出，问”何如？”曰：“秦始皇、汉孝武之俦，才具微不及耳。”
　　当初，魏明帝曹睿在东宫做太了的时候，不结交朝廷大臣，不过问政事，只是埋头读书。即位后，大臣们都想见识他的风采。过了数天，只接见了侍中刘晔，谈了一整天，其他人在外侧耳而听。刘晔出来，都问”怎么样？”刘晔说：“志向可与秦始皇、汉武帝相比，只是才智稍稍及不上。”
　　帝初莅政，陈群上疏曰：“夫臣下雷同，是非相蔽，国之大患也。若不和睦则有雠党，有雠党则毁誉无端，毁誉无端则真伪失实，此皆不可不深察也。”
　　明帝开始主持政事，陈群上书说：“大臣随声附和，是非不分，是国家的大祸害。但是，如果不和睦相处，则又各树党羽；必然互相仇视，无端诋毁、诽谤；无端诋毁、诽谤，造成真假难辨，这些都不可以不深入考察。”
　　[7]癸未，追谥甄夫人曰文昭皇后。
　　[7]癸未（疑误），曹睿追谥生母甄夫人谥号为文昭皇后。
　　[8]壬辰，立皇弟蕤为阳平王。
　　[8]壬辰（疑误），立弟弟曹蕤为阳平王。
　　[9]六月，戊寅，葬文帝于首阳陵。
　　[9]六月，戊寅（初九），将文帝的遗体安葬在首阳陵。
　　[10]吴王闻魏有大丧，秋，八月，自将攻江夏郡，太守文聘坚守。朝议欲发兵救之。帝曰：“权习水战，所以敢下船陆攻者，冀掩不备也。今已与聘相拒；夫攻守势倍，终不敢久也。”先是，朝廷遗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方，禹到江夏，发所经县兵及所从步骑千人乘山举火，吴王遁走。
　　[10]吴王听说魏文帝去世。秋季，八月，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，太守文聘率兵坚守。朝廷商议派兵增援，明帝说：“孙权的军队惯于水上作战，他们如今敢于弃船从陆上进攻，不过是盼望我军没有准备。目前文聘已经据城坚守，而进攻的一方需要比防守的力量大一倍才能互相对抗，孙权终究不敢在江夏城下久留。”不久前，朝廷曾派治书侍御史荀禹慰劳边防将士，他进入江夏境，便调动所经各县的士卒，和自己的随从步、骑兵一千人，登山放火，吴王便悄悄撤走了。
　　[11]辛巳，立皇子为清河王。
　　[11]辛巳（十二日），立皇子曹为清河王。
　　[12]吴左将军诸葛瑾等寇襄阳，司马懿击破之，斩其部将张霸；曹真又破其别将于寻阳。
　　[12]吴左将军诸葛瑾等进攻襄阳，司马懿把他击败，并斩杀了吴将张霸；曹真又在寻阳击败诸葛瑾的另一部将。
　　[13]吴丹阳、吴、会山民复为寇，攻没属县。吴王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，以绥南将军全琮领太守。琮至，明赏罚，招诱降附，数年，得万余人。吴王召琮还牛渚，罢东安郡。
　　[13]吴地丹阳、吴、会三郡山民再度叛乱，攻克三郡的属县。吴王以三郡险要山地新设东安郡，任命绥南将军全琮兼太守。全琮上任后，申明并严格执行赏罚办法，引诱、招降那些随从叛乱的人，几年间，就收纳了一万余人。吴王将全琮召回牛渚，撤销了东安郡。
　　[14]冬，十月，清柯王卒。
　　[14]冬季，十月，清河王曹去世。
　　[15]吴陆逊陈便宜，劝吴王以施德缓刑，宽赋息调。又云：“忠谠之言，不能极陈；求容小臣，数以利闻。”王报曰：“《书》载‘予违当弼’，而云不敢极陈，何得为忠谠哉！”于是令有司尽写科条，使郎中褚逢赍以就逊及诸葛瑾，意所不安，令损益之。
　　[15]吴陆逊对有利于国家的措施提出建议，劝吴王广施德政，缓和刑罚，放宽赋税，免征徭役。又说：“忠诚善良的建议，不能彻底向君王陈述；取悦君王的小臣，才反复以小利上奏。”回复说：“《尚书》上记载：‘我不错误，你要帮我改正’。你在信中不敢彻底陈述，怎么能称作忠心善良呢？”于是命令有关人员，把将要实施的条款拟好，派郎中令褚逢带给陆逊和诸葛瑾，让他们对其中的不妥之处进行删改或增添。
　　[16]十二月，以钟繇为太傅，曹休为大司马，都督扬州如故，曹真为大将军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为票骑大将军。歆让位于管宁，帝不许。徵宁为光禄大夫，敕青州给安车吏从，以礼发遣，宁复不至。
　　[16]十二月，魏明帝任钟繇为太傅，曹休为大司马，仍然负责扬州方面的军务。任曹真为大将军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为票骑大将军。华歆要将职位让给管宁，明帝不同意。征调管宁为光禄大夫，给管宁所在青州的官府下达命令，要他们以对待朝廷大臣的礼仪，用可坐乘的安车并派官吏将管宁护送到都城，但是管宁仍不应召。
　　[17]是岁，吴交趾太守士燮卒，吴五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，领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陈时代燮。交州刺史吕岱以交趾绝远，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，以将军戴良为刺史；海东四郡为广州，岱自为刺史；遣良与时南入。而徽自署交趾太守，发宗兵拒良，良留合浦。交趾柏邻，燮举吏也，叩头谏徽，使迎良。徽怒，笞杀邻，邻兄治合宗兵击，不克。吕岱上疏请讨徽，督兵三千人，晨夜浮海而往。或谓岱曰：“徽藉累世之恩，不一州所附，未易轻也。”岱曰：“今徽虽怀逆计，未知吾之卒至；若我潜军轻举，掩其无备，破之必也。稽留不速，使得生心，婴城固守，七郡百蛮，云合响应，虽有智者，谁能图之！”遂行，过合浦，与良俱进。岱以燮弟子辅为师友从事，遣往说徽。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，岱皆斩之。
　　[17]这一年，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，吴王任命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，兼任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陈时接任士燮的交趾太守职位。交州刺史吕岱认为交趾太遥远，上表请求将海南三郡划归交州，由将军戴良任刺史；海东四郡设立广州，吕岱为刺史；派戴良和陈时南下。而士徽自封为交趾太守，率自己的宗族的军队抗拒戴良，戴良在合浦停留。交趾人柏邻，以前经士燮推荐在郡中作吏员，叩头劝士徽迎接戴良来交趾上任。士徽大怒，将柏邻活活打死，柏邻的哥哥柏治召集自己的宗族士兵进攻士徽，未获成功。吕岱上书请求征讨士徽，他指挥三千士兵，日夜兼程，渡海前往。有人对吕岱说：“士微凭借他家几代对交趾人的恩德，为一州人所归附，不可轻视。”吕岱说：“现在士徽虽然图谋不轨，却不知我已迅速到达这里；如果我隐蔽行动，轻装出发，突然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必定一举获胜；假如我行动国迟缓，使他产生疑心，绕城固守，七个郡的上百个蛮族部落，群起响应即使有才智很高的人，谁又能够谋取他呢！”于是下令行动，过合浦时，与戴良联合进军。吕岱以士燮的侄子士辅为从事，待以师友之礼，派他前去劝士徽投降。士徽领兄弟六人出降，吕岱把他们都斩首了。
　　孙盛论曰：夫柔远能迩，莫善于信。吕岱师友士辅，使通信誓；徽兄肉袒，推心委命，岱因灭之以要功利，君子是以知吕氏之祚不延者也。
　　孙盛论曰：安扶边远地区的人，亲近他们，最好的办法是讲信义。吕岱以师友之礼对待士辅，要他信誓旦旦地去劝降士徽，士徽兄弟坦露臂膀，表示投诚，吕岱却为邀功名、谋私利将他们杀害，明智的人由此可知吕氏为什么没有后代延续下来。
　　[18]徽大将甘醴及柏治率吏民共攻岱，岱奋击，破之。于是除广州，复为交州如故。岱进讨九真，斩获以万数；又遣从事南宣威命，暨徽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诸王，各遣使入贡于吴。
　　[18]士徽的大将甘醴及柏治率领交趾的官员和百姓共同攻击吕岱，吕岱奋力抵抗，才将甘醴等人击败。于是又撤销广州，恢复原来的交州建置。吕岱进军九真，杀死和俘获近万人；又派从事向南深入，传布吴王的声威，促使境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的各王，分别派使臣向吴进贡。
　　烈祖明皇帝上之太和元年（丁未、227）
　　魏明帝太和元年（丁未，公元227年）
　　[1]春，吴解烦督胡综、番阳太守周鲂击彭绮，生获之。
　　[1]春季，吴解烦督胡综、番阳太守周鲂讨伐彭绮，将其生擒。
　　初，绮自言举义兵，为魏讨吴，议者以为因此伐吴，必有所克帝以问中书令太原孙资，资曰：“番阳宗人，前后数有举义者，众弱谋浅，旋辄乘散。昔文皇帝尝密论贼形势，言洞浦杀万人，得船千数，数日间，船人复会；江陵被围历月，权裁以千数百兵往东门，而基土地无崩解者；是其法禁上下相维之明验也。以此推绮，惧未能为权腹心大疾也。”至是，绮果败亡。
　　当初，彭绮自称举兵起义，为魏征吴，有些大臣建议，借机攻吴，一定会成功。明帝询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，孙资说：“番阳的强宗大族，前后数次起事，但人数不多，见识浅陋，很快就都散了。以前文皇帝曾详细分析过吴的形势，说我军在洞浦杀吴军民一万人，缴获一千余艘战船，可是在数日之间，吴军又把人和船聚集到一起；江陵被围数月，孙权仅率一千几百名士兵驻在江陵东门，而吴地并未发生大的动乱；这是他们法纪严密，上下共相维护的明显证据。以此推论经彭绮的起事，恐怕不会成为孙权的心腹之患。”到这时，彭绮果然失败了。
　　[2]二月，立文昭皇后寝园于邺。王郎往视园陵，见百姓多贫困而帝方营修宫室，朗上疏谏曰：“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，故先卑其宫室，俭其衣食；句践广其御儿之疆，亦约其身以及家，俭其家以施国；汉之文、景欲恢弘祖业，故割意于百金之台，昭俭于弋绨之服；霍去病中才之将，犹以匈奴未灭，不治第宅。明恤远者略近，事外者简内也。今建始之前，足用列朝会；崇华之后，足用序内官；华林、天渊，足用展游宴。若且先成象魏，修城池，其余一切须丰年，专以勤耕农为务，习戎备为事，则民充兵强而寇戎宾服矣。”
　　[2]二月，在邺城为文昭皇后设立陵园，王朗前往陵园巡视，见那里的百姓多数很贫困，而明帝当时正在修建宫室，王朗上书劝谏说：“从前大禹要拯救天下的人民免于灾难，所以先使自己的宫室尽量简陋，衣食尽量节俭；越王勾践为拓展御儿的疆界，也约束自己和家人，节俭家用补充国用；汉朝的文帝、景帝，为了发扬祖先的事业，停修了自己很喜欢、而且只需要百金的楼台，只穿很俭朴的粗厚衣；霍去病仅是个中等才能的将领仍认为匈奴尚未消灭，不置宅邸。这些都说明，有远虑者，近时要简略；要对付外敌，必须要内部简朴。目前，建始殿前面，足够大臣列班上朝；崇华殿后面，足够内官侍候问安；华林园和天渊池，足够用于宴会和游乐。不妨先建成宫廷外的门阙，修筑好城池，其余的工程等年景好的时候再兴建。当前应当专劝民农耕为主要工作，整顿军队为紧迫任务。在人民富裕、军队强大以后，敌人自然会前来归服。”
　　[3]三月，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，使长史张裔、参军蒋琬统留府事。临发，上疏曰：“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；不宜妄自匪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”
　　[3]三月，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领各路军队向北挺进，驻军汉中，以长史张裔、参军蒋琬留下处理丞相府的各项政务。出发前，诸葛亮上书说：“先皇帝开创大业，刚刚见些成效，却中途溘然长逝了。如今的天下分成三个政权鼎足而立，要算益州的蜀国最为贫穷困乏，这正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。然而身边近臣仍能兢兢业业、毫不怠懈地在朝内尽其职守；忠勇将士舍身奋战在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是因为追念先皇帝的知遇之恩，想要全力报答给陛下。陛下正应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，发扬光大先皇帝遗下的威德，振奋有志之士的气节；而不应自己轻视自己，讲出不合道理的话来，以致阻塞忠臣进谏的渠道。
　　宫中、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
　　“宫廷和相府，是一个整体，提升、贬黜、表彰、指责，不应有什么区别。如果有触犯法纪的行为，或尽忠立功的表现，应该让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予处罚、奖赏，以显示陛下公允、明察，不能有偏私之心，使宫廷内外执法不统一。
　　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裨补阙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日，先帝移之曰能，是以众议举宠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陈和睦，优劣得所。
　　“侍中郭攸之、费、侍郎董允等人，都是善良诚实、思想纯正的忠臣，所以先皇帝特意选拔他们留下来辅佐陛下。我以为宫廷中事务，不论大小，都应先和他们商议，然后再付诸实施，这样一定能弥补缺漏，得到更多的好处。将军向宠，品行平和公正，通晓军事，在以前经过考验，先皇帝答赞他很有才能，所以被大家推举为掌管禁兵的中部督。我认为各项军务，都应征求他的意见，必定会令将士和睦，使才智出众和能力较差的人都能各得其所。
　　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此悉端良、死节之臣，愿陛下亲之，信之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
　　“亲近贤臣，疏远小人，这是前汉得以兴盛的原因；亲近小人，疏远贤臣，这是后汉衰败的根由。先皇帝在世，每次与我谈起这些，没有一次不对桓帝、灵帝时代的政治腐败痛心疾首。侍中郭攸之、费，尚书陈震，长史张裔，参军蒋琬，都是端正善良、能以死报国的忠臣，希望陛下亲近他们，信任他们，则汉室的兴盛，将指日可待。
　　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；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
　　“我本是一介平民，在南阳亲自耕作，本来只想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保全性命，从未想通达贵显，名扬天下。先皇帝不嫌弃我地位卑下，屈尊俯就，三次往茅庐相访，向我询问天下形势，使我感激万分，这才答应为先皇帝奔走效命。后来军事上遇到挫折，在败军之际承担重任，在危难时刻接受使命，从那时至今，已整整二十一年了。先皇帝深知我行事谨慎，因此在临终前托付国家大事。
　　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叹，恐托会议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。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率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此臣所以报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、允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，不效，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，责攸之、、允等之慢以章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谘诹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，臣不胜受恩感激。今当远离，临表涕零，不知所言。”遂行，屯于沔北阳平石马。
　　“自从接受先皇帝遗命以来，日夜忧虑叹息，唯恐辜负重托，有损先皇帝知人之明。于是五月渡过泸水，深入到荒凉的不毛之地。如今南方已经平定，军力弃足，正应当激励将士，统率三军北定中原，我愿竭尽平庸之力，铲除奸贼，恢复大汉皇室，重返故都，这正是我报答先皇帝，效忠陛下的本分。至于处理政事，掌握分寸，进纳忠言，则是郭攸之、费、董允等人的职责。希望陛下将讨伐国贼、复兴大汉朝廷的重任交给我，若无成效，请您治罪，以告先皇帝在天之灵；如果郭攸之、费、董允疏忽失职，就责备追究他们的过错。陛下自己也应慎重考虑，征询和选择妥善的治国方略，访察、采纳好的建议，真正遵循先皇帝遗训。如此则臣下我就受恩不浅，感激不尽了。现在将要远离陛下，在写这份表章时激动得泪流不止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”于是率军出发，驻屯在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。
　　亮辟广汉太守姚为掾，并进文武之士，亮称之曰：“忠益者莫大于进人，进人者各务其所尚。今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，可谓博雅矣。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。”
　　诸葛亮征召广汉太守姚为丞相掾，姚同时推荐了很多文武官员，诸葛亮称赞他说：“对国家效忠进益，莫过于举荐人才，但推荐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崇尚。而今掾属姚举荐官员，却能刚柔并济地同时推举文官武将，以备国家之用，可称广博典雅。希望各位掾属都以姚为榜样，不负我对你们的期望。”
　　帝闻诸葛亮在汉中，欲大发兵就攻之，以问散骑常侍孙资，资曰：“昔武皇帝征南郑，取张鲁，阳平之役，危而后济，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，数言‘南郑直为天狱，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，’言其深险，喜出渊军之辞也。又，武皇帝圣于用兵，罕蜀贼栖于山岩，视吴虏窜于江湖，皆桡而避之，不责将士之力，不争一朝之仇，诚所谓见胜而战，知难而退也。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，道既险阻，计用精兵及转运、镇守南方四州，遏御水贼，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，天下骚动，费力广大，此诚陛下所宜深虑。夫守战之力，力役参倍。但以今日见兵分命，大将据诸要险，威足以震摄强寇，镇静疆场，将士虎睡，百姓无事。数年之间，中国日盛，吴、蜀二虏必自罢敝。”帝乃止。
　　明帝得到诸葛亮抵达汉中的报告，准备大举出兵向诸葛亮发起进攻。他就这件事询问散骑常侍孙资，孙资说：“以前武皇帝攻打南郑，征讨张鲁，在阳平之战中，身临险境，而后才勉强取胜，后来又亲自率兵救出夏侯渊的军队。他曾多次说：‘南郑真像天上的监狱，中间的斜谷道简直是五百里石穴。’由于那里的地形险恶，他庆幸救夏候渊的军队脱离险境，才说了上面的话。再者，武皇帝用兵如神，深知蜀贼栖息在崇山峻岭之间，吴匪流窜于江河大湖之上，因而加以容忍，暂时避开，不强迫将士们死打硬拼，不争一朝一夕的气忿，这就是所谓有可胜的机会便战，无取胜的把握便退的战略。如果现在进兵南郑讨伐诸葛亮，不但道路艰险，还要调集精兵，转运物资，再加上镇守南方的荆、徐、扬、豫四州，防止吴的水上进犯，共需兵力十五六万人，这样，就还需要征发更多的兵役，调集更多的物资，全国都会因此骚动起来，耗费巨大，这的确需要陛下深思。防守和进攻相比，仅需二分之一的力量。但以我军现有的兵力，份派重要将领据守各险关要隘，威力即足以使强敌震恐，使我国边境安然无事，将士可以养精蓄锐，百姓也不受劳役之苦。数年之后，我国国力强，吴、蜀二敌必然自己疲惫下去。”明帝就停止了攻击计划。
　　[4]初，文帝罢五铢钱，使以谷帛为用，人间巧伪渐多，竞湿谷以要利，薄绢以为市，虽处以严刑，不能禁也。司马芝等举朝大议，以为：“用钱非徒丰国，亦所以省刑，今不若更铸五铢为便。”夏四月，乙亥，复行五铢钱。
　　[4]当初，帝废止了五铢钱，以粮食和丝绢代替钱币。社会上弄巧作假的理解越来越多，争相把粮食搞湿以获利，用很薄的丝绢买卖东西，虽然严刑处罚，仍不能禁止。司马芝等人在朝廷上展开讨论，认为：“以钱作贷币不仅仅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，还可以减省刑罚，现在不如恢复铸造五铢钱更为有利。”夏季，四月，乙亥（初十），恢复使用五铢钱。
　　[5]甲申，初营宗庙于洛阳。
　　[5]甲申（十九日），开始在洛阳营建宗庙。
　　[6]六月，以司马懿都督荆、豫州诸军事，率所领镇宛。
　　[6]六月，任命司马懿都督荆、豫二州诸军事，率自己所属军队镇守宛城。
　　[7]冬，十二月，立贵嫔河内毛氏为皇后。初，帝为平原王，纳河内虞氏为妃；及即位，虞氏不得立为后，太皇卞太后慰勉焉。虞氏曰：“曹氏自好立贱，未有能以义举者也。然后职内事，君听外政，其道相由而成；苟不能以善始，未有能令终者也，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！”虞氏遂绌还邺宫。
　　[7]冬季，十二月，立贵嫔河内人毛氏为皇后。以前，明帝为平原王时，娶河内人虞氏为妃；即位为帝以后，虞氏没有被立为皇后，太皇卞太后因此而安慰和劝抚她。虞氏说：“曹氏家族本来就好立地位低贱、没有按照礼义推举的人。然而皇后管理宫内事务，国君负责朝廷政事，内外相辅而成；如果没有好的开端，就决不会有好的结果，恐怕一定会因此而亡国灭宗了。”由于卞太后也是低贱出身，虞氏因此被贬回邺城的皇宫。
　　[8]初，太祖、世祖皆议复肉刑，以军事不果。及帝即位，太傅钟繇上言：“宜如孝景之令，其当弃市俗斩右趾者，许之；其黥、劓、左趾、宫刑者，自如孝文易以髡笞，可以岁生三千人。”诏公卿已下议，司徒朗以为：“肉刑不用已来，历年数百；“今复行之，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，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，非所以来远人也。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，使减死髡刑，嫌其轻者，可倍其居作之岁数，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，外无以刖易骇耳之声。”议者百余从，与朗同者多。帝以吴、蜀未平，且寝。
　　[8]当初，魏武帝、文帝都议论恢复肉刑，因为不断有战争而未能实施。明帝即位，太傅钟繇建议：“应仿汉景帝的命令，应当斩首示众的人如果自愿以砍去右脚代替，应允许；对黥面、割鼻、砍左脚、宫刑等刑罚，仍然按照汉文帝的法令，以剃发和鞭打代替，这样一年可以使三千人保留性命。”明帝下诏要公卿及以下的臣僚讨论，司徒王朗认为：“不用肉刑至今已经数百年了，现在恢复，恐怕所减刑罚的好处还未使人民见到，而恢复肉刑的恶名已经传到贼寇的耳朵里，这不是招抚远方人士的办法。现在不妨根据钟繇减免死刑的建议，将死刑减为剃发做苦工，如果认为这样的处罚太轻了，可以延行他们服刑的时间。如此，对内有以生代死的广大无量的恩德，对外则没有以砍脚代替脚镣的骇人听闻的恶名。”讨论的人有百余名，多数同意王朗的意见。明帝因为吴、蜀两国尚未平定，也就把此事放下子。
　　[9]是岁，吴昭武将军韩当卒，其子综yín乱不轨，惧得罪，闰月，将其家属、部曲来奔。
　　[9]这一年，吴昭武将军韩当去世，他的儿子韩综道德败坏，不守法令，害怕被治罪，闰十二月，率领家属和宗族军队来投魏。
　　[10]初，孟太既为文帝宠，又与桓阶、夏侯尚亲善；及文帝殂，阶、尚皆卒，达心不自安。诸葛亮闻而诱之，达数与通书，阴许归蜀；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，仪密表告之。达闻之，惶惧，欲举兵叛；司马懿以书尉解之，达犹豫未决，懿乃潜军进讨。诸将言：“达与吴、汉交通，宜观望而后动。”懿曰：“达无信义，此其相疑之时也。当及其未定促决之。”乃倍道兼行，八日到其城下。吴、汉各遣偏将向西城安桥、木阑塞以救达，懿分诸将以距之。初，达与亮书曰：“宛去洛八百里，去吾一千二百里。闻吾举事，当表上天子，比相反覆，一月间也，则吾城已固，诸军足办。吾所在深险，司马公必不自来；诸将来，吾无患矣。”及兵到，达又告亮曰：“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，何其神速也！”
　　[10]当初，孟达受文帝宠信，又和桓阶、夏侯尚关系密切，文帝去世后，桓阶和夏侯尚也相继故去，孟达心中忧虑不安。诸葛亮知道后，便引诱孟达，孟达和诸葛亮多次通信，秘密答应归蜀；孟达和魏兴太守申仪有隔阂，申仪秘密上表告发了孟达。孟达听说后，惊惶恐惧，企图举兵反叛；司马懿写信安慰劝解了他，孟达因此犹豫不决。司马懿则秘密率军进讨，部下将领说：“孟达已和吴、蜀互相串通，我们应先观察他的动向，然后再采取行动。”司马懿说：“孟达是个不讲信义的人，这时正在怀疑观望。我军应趁他尚未作出决定，迅速加以解决。”于是司马懿率军急速行军，日夜兼程，仅用八天就抵达孟达的新城城下。吴、蜀各派将领进兵西城的安桥、木兰塞援救孟达，司马懿则派将领进兵西城的安桥、木兰塞援救孟达，司马懿则派将领分路拦阻。当初，孟达写信给诸葛亮说：“宛城距洛阳八百里，距我所在新城一千二进里。听说我起兵，自然要向明帝报告，连续往返，要用一个月的时间，那时我的城池已防守坚固，各军也作好充分的准备。我的防区地形险要，司马懿肯定不会亲自前来，其他将领来，不会对我造成威害。”及至司马懿的军队兵临城下，孟达又写信对诸葛亮说：“我起兵仅八天，司马懿便兵临城下，怎么如此神速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