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王派使者到蜀国通告他已即皇帝位，提议两国并尊二帝。蜀汉认为与吴国结交没有益处而且名号体制不顺，应该显明正义，断绝友好盟约。丞相诸葛亮说：“孙权有僭号篡逆之心已经很久了，我们国家所以不追究他的薄义寡情，是有求于他的犄角之援。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，吴国对我们仇恨必定加深，我们势必转移力加强东方防卫。与吴国对抗，必须先兼并吴国国土，才能谈论进取中原。可是，吴国贤能人才还很多，文武将相，团结和睦，不可能一朝平定。要是兵防守，师老兵疲，使得北敌得逞，这不是谋略之上策。以前孝文帝对匈奴出以谦卑之辞，先帝宽容大度与吴国结盟，都是权衡形势，随时变通，深思长远的利益，绝非如匹无一时忿恨用事。而今议论的人都以为孙权的利益在于鼎足之势，不能与我们合力，而且已经踌躇满志，没有北伐的愿望，这样推断，都是似是而非。为什么？是他的智谋和实力不够，所以以长江为界保全自己；孙权不能越江北上，犹如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南下，不是力量有余，并且有利也不去夺取。若我们大军伐魏，孙权的上策应当先是分占魏的土地再作打算，不策当是劫掠民众开拓疆境，在国内显示武力，绝不会端坐不动的。即使他不动而与我们和睦相处，我们从北伐，没有东顾之忧，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为了防备吴国，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，就是这一点利益，也已经够深远的了。孙权僭号篡逆之罪，不宜公开表明。”于是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到吴，祝贺孙权称号登极。吴王与蜀汉结盟，约定将来平分天下，以豫、青、徐、幽四州属吴，兖、冀、并、凉四州属汉，司州地区以函谷关界划分。
　　张昭以老病上还官位及的所统领，更拜辅吴将军，班亚三司，改封娄侯，食邑万户。昭每朝见，辞气壮厉，义形于色，曾已直言逆旨，中不进见。后汉使来，称汉德美，而群臣莫能屈，吴主汉曰：“使张公在坐，彼不折则废，安复自夸乎！”明日，遣中从事劳问，因请见昭，昭避席谢，吴主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“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，而以陛下属老臣，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，而意虑浅短，违逆盛旨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国，志在忠益毕命而已；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！”吴主辞谢焉。
　　张昭因年老多病辞去官职，交回所辖部众，改为辅吴将军，班位次于三公，并改封为娄侯，食邑一万户。张昭每次朝见，辞严气盛，义形于色，曾以直言冒犯旨意，以后不肯来朝见。后来，蜀汉使节来到吴国，称赞蜀汉的美德，然而文武众臣都不能辩倒他。吴王叹息说：“假使张公在座，他不折不服，气焰也会收敛，怎么可能再自夸呢？”次日，由宫中派遣使者部侯张昭，接着亲自请见。张昭离开席位请罪，吴王跪下阻止了他。张昭坐定之后，仰起头说：“以前太后、桓王没有把老臣托付给陛下，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，所以我是想竭尽臣节报答厚恩，然而见识肤浅，违逆陛下旨意。可是，我是一片愚拙之心为国效劳，志在忠心效命而已！如若变心，想要为了荣华富贵巴结奉承，这是我不能做的。”吴王连连辞谢。
　　[3]元城哀王礼卒。
　　[3]元城哀王曹礼去世。
　　[4]六月，癸卯，繁阳王穆卒。
　　[4]六月，癸卯（二十一日），繁阳王曹穆去世。
　　[5]戊申，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帝，夫人吴氏曰高皇后。
　　[5]戊申（二十六日），魏明帝追尊曹氏高祖汉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，夫人吴氏为高皇后。
　　[6]秋，七月，诏曰：“礼，王后无嗣，择建支子以继大宗，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，何得复顾私亲哉！汉宣继昭帝后，加悼考以皇号；哀帝以外藩援立，而董宏等称引亡秦，惑误时朝，既尊恭皇，立庙京都，又宏藩妾，使比长信，叙昭穆于前殿，并四位于东宫，僭差地度，人神弗，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，用致丁、昔鲁文逆祀，罪由夏父；宋国非度，讥在华元。其令公卿有司，深以前世行事为戒，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，则当明为从后之义；敢为佞邪导庚时君，妄建非正之号，以干正统，谓考为皇，称妣为后，则股肱大臣，诛之无赦。其书之金策，藏之宗庙，着于令典！”
　　[6]秋季，七月，明帝颁布诏书说：“古礼规定，王后没有儿子时，遴选庶子继承大宗，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公义，怎么能再主个人亲情！汉宣帝继承昭帝的帝位，追加生父皇号；哀帝以封国国君身分即位，而董宏等竟然引用灭亡的秦国为例，迷惑当时朝廷，既尊称生父为恭皇，在京城建立祭庙，又宠用藩国妃妾，使她和长信宫的太皇太后并相比同。在朝廷前殿叙论亲疏远近，后宫同时并立四位太后，超越身分，毫无节制，人神都不保佑，而非难归罪于忠正规劝的师丹，这样就招致了丁太后、傅太后墓被王莽发掘的祸事。自此以后，继位君王接连效法。从前鲁文公违反傺祀礼议，这种逆祀之罪是由于夏父胡言诱惑；宋文公厚葬过度，大臣华元受到指责。现在我下令公、卿、主官，深刻地以前代所行之事为戒，皇室后裔中万一有由诸侯身分继承帝位的，就应当明白入嗣继承的大义。有谁胆敢用佞邪之词诱惑庚媚当时君主，图为已死的父母建立非正统尊号，干犯正统，称已死的父亲为皇，称已死的母亲为后，那么你们这些国家重臣，要对那些佞臣诛杀不赦。这份诏书要用金写在简册上，藏在宗庙之中，载入国家法典。”
　　[7]九月，吴主迁都建业，皆因会，不复增改，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，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军国。
　　[7]九月，吴王迁都建业，全部承用原有的宫室王府，不再增设改建，留下太子孙登及尚书九卿在武昌，让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，并掌管荆州及豫章三郡事务，监督全国的军政大事。
　　南阳刘尝着《先刑后礼论》，同郡谢景称之于逊，逊呵之曰：“礼之长于刑久矣；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，君今侍东宫，宜遵仁义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谈，不须讲也！”
　　南阳人刘曾经着《先刑后礼论》，同郡人高等景向陆逊称赞这部书，陆逊呵斥说：“礼仪为首，先于刑法，已很久了，刘用繁琐的辩解违背先圣的教化，你现在在太子宫中任职，理应遵照仁义之礼以宣扬恩德之音，象刘那样的言论，没必要讲！”
　　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，求见启诲，骘于是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，因上疏奖劝曰：“臣闻人君不亲小事，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，故舜命九贤，则无所用心，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。故贤人所在，折冲万里，信国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愿明太子重以经意，则天下幸甚！”
　　太子孙登给西陵都步骘写信，请求指教。步骘于是把当时荆州界内情况和各官吏的品行才能一一分析报告，并上书鼓励规劝说：“我听说君王不亲临小事，而是让各级官吏尽忠职守，所以舜帝任用九位贤人，自己不用再操心，不出庙堂而天下便行到治理。所以贤人所在之地，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，他们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，兴哀的关键。愿使太子明晓重视，深加留意，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运了！”
　　张还吴迎家，道病卒。临困授子留笺曰：“自古有国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重盛世，至于其治，多不馨香，非无忠臣贤佐也，由主不胜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惮难而趋易，好同而恶异，与治道相反。《传》曰：‘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’，言善之难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据自然之势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欢，无假取于人，而忠臣挟难进之术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离则有衅，巧辩缘间，眩于小忠，恋于恩爱，贤愚杂错，黜陟失序，其所由来，情乱之也。故明君之，求贤如饥渴，受谏而不厌，抑情损欲，以义割恩，则上无偏廖之授，下无希冀之望矣！”吴主省书，为之流涕。
　　张回吴郡迎接家眷，中途病死去。临终时，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。遗表说：“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，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。至于治理的结果，多不能实现，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，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，不能任用他们。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，趋就容易，喜好相同意见，厌恶不同意见，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。古书上说，‘从善如同登山，从恶如同山崩’，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。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，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，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，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，无需听取采纳别人意见，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，说出逆耳的言语，与君王不能契合，不也正当如此吗！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，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，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，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，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，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，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，是私情作怪。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，求访贤能如饥似渴，接受规劝而不厌烦，抑制私情，损减私俗，出于大义割舍私恩，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，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。”吴王读着这封遗书，感动得流出热泪。
　　[8]冬，十月，改平望观曰听讼观。帝常言：“狱者，天下之情命也。”每断大狱，常诣观临听之。初，魏文师李悝着《法经》六篇，商君受之以相秦。萧何定《汉律》，益为九篇，后稍增至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余篇，《决事比》九百六卷，世有增损，错糅无常，后人各为章句，马、郑诸儒十有余家，以至于魏，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余言，览者益难。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。尚书卫觊奏曰：“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县命，而选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敝，未必不由此也；请置律博士。”帝从之。又诏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合百八十余篇，于《正律》九篇为增，于旁章科令为省矣。
　　[8]冬季，十月，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。明帝常说：“刑狱之事，关系天下人的性命。”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，经常到听讼观临听。以前，魏文侯老师李悝着《法经》六篇，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，萧何制定《汉律》，增加到九篇，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余篇，《决事比》九百零六卷。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，错杂无常。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，有马融、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，以至到了魏，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余言，阅读愈加困难。明帝于是诏，只采用郑氏注。尚书卫觊上奏说：“刑法，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，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；监狱官吏，掌握着百姓性命，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。国家败坏，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。请设置法律博士。”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。又下诏命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，制定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合计一百八十余篇，虽然比萧何《正律》九篇有所增加，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。
　　[9]十一月，洛阳庙成，迎高、太、武、文四神主于邺。
　　[9]十一月，洛阳皇家宗庙建成，从邺城迎来高帝、太帝、武帝、文帝四位先祖的灵位供奉。
　　[10]十二月，雍丘王植徙封东阿。
　　[10]十二月，雍丘王曹植被迁徙，封于东阿。
　　[11]汉丞相帝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，筑汉城于沔阳，筑东城于成固。
　　[11]汉丞相诸葛亮把相府、军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，在沔阳县修建汉城，在成固县修建乐城。
　　四年（庚戌、230）
　　四年（庚戌，公元230年）
　　[1]春，吴主使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将甲士万人，浮海求夷洲，洲、欲俘其民以益众，陆逊、全琮皆谏，以为：“桓王创基，兵不一旅。今江东见众，自足图事，不当远涉不毛，万里袭人，风波难测。又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欲益更损，俗利反害。且其民犹禽兽，得之不足济事，无之不足亏众。”吴主不听。
　　[1]春季，吴王派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率领兵士一万人，渡海寻求夷洲、洲，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民力。陆逊、全琮都来劝止，认为“桓王创立基业时，兵士不过五百人，而今江东人已很多，足够使用，不应当远渡大洋，深入不毛之地，向万里之外发兵袭人，海上狂风巨浪，难以预测。而且民众一旦改变水土环境，肯定会引发疾病，打算增加民力反而更加受损，打算谋利反被其害；况且当地民人犹如禽兽，得到他们不足以事业有帮助，没有他们也不会显得民众亏缺。”吴王没有接受。
　　[2]尚书琅邪诸葛诞、中书郎南阳邓扬等相与结为党友，更相题表，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，诞辈八人为八达。玄，尚之子也。中书监刘放子熙，中书令孙资子密，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，以其父居势位，容之为三豫。
　　[2]尚书琅琊人诸葛诞、中书郎南阳人邓等互相结成朋党，争相题品吹捧，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，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。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。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、中书伶孙资的儿子孙密、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，但因他们的父亲高居权势之位，特别容纳三人得参预题品，称为三豫。
　　行司秆事董昭上疏曰：“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，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毁教乱治，败俗伤化也。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，曹伟斩戮黄初之始。伏惟前后圣诏，深疾浮伪，欲以破散邪堂，常用功齿；而执法之吏，皆畏其芭势，莫能纠，毁坏风俗，侵欲滋甚。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，专更以交游为业；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，乃以趋势游利为先。合党连群，互相褒叹，以毁訾为罚戮，用党誉为爵赏，附已者则叹之盈言，不附者则为作瑕衅。至乃相谓：‘今世何忧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，罗之不博耳；人何患其不已知，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。’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，冒之出入，往来禁奥，交通书疏，有所探问。凡此诸事，皆法之所不取，刑之所不赦，虽讽，伟之罪，无以加也！”帝善其言。二月，壬午，诏曰：“世之质文，随教而变。兵乱以来，经学废绝，后生进趣，不由典谟。岂训导未洽，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？其郎吏学通一经，才任牧民，博士课试，擢其高第者，亟用；其浮华不务道本者，罢退之！”于是免诞、扬等官。
　　行司秆事董昭上书说：“凡拥有天下的帝王，无不崇沿尊重朴实忠信之士，深恶虚伪不真之人，这是因后者毁坏教化，扰乱秩序，伤风败俗。近有魏讽在建安末年被诛杀，曹伟在黄初二年被处死。俯伏思量陛下前后颁布的诏书，极为痛恶浮华虚伪，想要打破拆散明党，常常因此而切齿痛恨；而执法的官吏，却畏他们的权势，不敢监督揭发，败坏风俗行为，赵来越严重。我暗中观察，当今年轻人不再把作学问当作进取之本，而专门以互相结交朋友为业。国中士人不以孝悌清廉修身为第一，而以趋炎附势营利为先，结成朋党，连成群伙，互相恭维，叹息怀才不遇，把诋毁当作惩罚羞辱，把朋党赞誉看作封爵奖赏，对依附自己的人则连声赞叹，好话说尽，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则百般挑剔，以至互相说：‘当今之世什么忧虑不能消除，只怕人事关系不够，交结党友不多而已，还担心什么别人不了解自己，只要让他听几句好话，就会像吃了灵丹妙药对你温和服贴。’又听说有的人还指使家中奴仆宾客冒充属下差役，出入宫廷官府禁地，来往书信，探听消息。凡是这一类事情，都是法律不容许，刑罚不赦免的。即使魏讽、曹伟的罪过，也不比他们更重！”明帝同意董昭的说法。二月，壬午（初四），下诏说：“社会风气的朴实和浮华，随着教化而改变。兵荒战乱以来，儒家经典的教授完全荒废，年轻人进取的途径，不在经典，这岂不是训导不恰当、对将提拔任用的人不突出考察品德吗？从现在起，郎记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可以升任地方长官，博士课的考试，择取成绩优秀者马上录用，华而不实、不务正道的人罢免！”于是，免去诸葛诞、邓的官职。
　　[3]夏，四月，定陵成侯钟繇卒。
　　[3]夏季，四月，定陵成侯钟繇去世。
　　[4]六月，戊子，太皇太后卞氏殂。秋七月，葬武宣皇后。
　　[4]六月，戊子（十一日），太皇太后卞氏去世。秋季七月，安葬武宣皇后卞氏。
　　[5]大司马曹真以“汉人数入寇，请由斜谷伐之；诸将数道并进，可以大克。”帝从之，诏大将军司马懿溯汉水由西城入，与真会汉中，诸将或由子午谷、或由武威入。司空陈群谏曰：“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，多收豆麦以益军粮，鲁未下而食犹乏。今既无所因，且斜谷阻险，难以进退，转运必见钞截，多留兵守要，则损战士，不可不熟虑也！”帝从群议。真复表从子午道；群又陈其不便，并言军事用度之计。诏以群议下真，真据之遂行。
　　[5]大司马曹真认为：“蜀汉多次入侵，请下令由余谷出兵讨伐，各将领分几路同时并进，可以大胜。”明帝听从了曹真的建议，颁布诏书命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由西城进军，与曹真在汉中汇合，其他将领有的由子午谷，有的由武威进军入蜀。司空陈群劝谏说：“太祖以前到阳平攻打张鲁，大量收集豆麦以增加军粮供给，张鲁没有攻下而粮食已经缺乏。如今既然不能就地取粮，况且斜谷地势险阴，无论进退，都很困难。转运粮食肯定会被抄袭截击，如果多留士兵据守险要之处，便会使战士受损失，不可不深思熟虑！”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。曹真再次上书要从子午道进攻汉中，陈群又陈述不便行事的理由，并谈到军事费用的预算情况。明帝下诏把陈群的议论交给曹真参考，曹真却据此诏书随即出动。
　　[6]八月，辛巳，帝行东巡；乙未，如许昌。
　　[6]八月，辛巳（初五），明帝向东巡行；乙未（十九曰），到达许昌。
　　[7]汉丞相亮闻魏兵至，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。召李严使将二万人赴汉中，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，督军典严后事。
　　[7]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军来到，驻扎在成固、赤坂等魏军。让李严率领二万人赶往汉中，上表请让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，统领军队掌管接应之事。
　　会天大雨三十余日，栈道断绝，太尉华歆上疏曰：“陛下以圣德当成、康之降，愿先留心于治道，以征伐为后事。为国者以民为基，民以衣食为本。使中国无饥寒之患，百姓无离上之心，则二贼之衅可从而待也！”帝报曰：“贼凭恃山川，二祖劳于前世，犹不克平，朕岂敢自多，谓必灭之哉！诸将以为不一探取，无由自敝，是以观兵以窥其衅。若天时未至，周武还师，乃前事之鉴，朕敬不忘所戒。”
　　正值大雨不停，连降三十多天，栈道断绝，太尉华歆上书说：“陛下以圣道而处在象成康之治一样的盛世，希望先专心于国家的文治，把征伐作为以后的事情。主持国家的人以民众为基础，民众以衣食为根本。如能使中原没有饥饿寒冷之苦，百姓对上边没有离心离德之意，那么吴、蜀二贼的矛盾，可以坐待其爆发！”明帝答道：“敌人凭借高山大川，太祖和世祖前世劳苦，还没平定，朕岂敢自己吹嘘，说一定消灭敌人呢？将领们以为不一一进取，二贼不可能自行败亡，因此用兵以窥测敌人的破绽。如果天时还没有到来，周武王纣，会师盟津而回军，就是前车之鉴，朕不会忘记历史的鉴戒。”
　　少府杨阜上疏曰：“昔武王白鱼入舟，君臣变色，动得吉瑞，犹尚忧惧，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！今吴、蜀未平，而天屡降变，诸军始进，便有天雨之患，稽阂山险，已积日矣。转运之劳，担负之苦，所费已多，若有不继，必违本图。《传》曰：‘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军之善政也。’徒使六军困于山谷之间，进无所略，退又不得，非王兵之道也。”
　　少杨阜上书说：“从前周武王渡黄河伐纣，一条白鱼跃入舟中，君臣险色大变，行军得到吉祥的瑞兆，还那么害怕，何况面对真正的灾异而能不战栗吗？而今吴、蜀没有平定，而上天屡次降下灾变，各路大军刚刚进发，便天降大雨之灾，积沙乱石阻塞山路，已经有不少日子。转运军用物资的劳累，肩挑背负的辛苦，耗费的已经很多，如果供应不能跟上，一定事与愿违。《左传》上说：‘看到便利就进，知道困难就退，是用兵的良法。’白白地让大军在山谷之间受困，进没有什么可以掠取，退又不可能，不是帝王之师的做法。”
　　散骑常侍王肃上疏曰：“前志有之：‘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，师不宿饱，’此谓平涂之行军者也；又况于深入阻险，凿路而前，则其为劳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坂峻滑，众迫而不展，粮远而难继，实行军者之大忌也。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，治道功夫，战士悉作。是贼偏得以逸待劳，乃兵家之所惮也。言之前代，则武王伐纣，出关而复还；论之近事，则武、文征权，临江而不济；岂非所谓顺天知时，通于权变者哉！兆民知上圣以水雨艰剧之故，休而息之，后日有衅，乘而用之，则所谓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者矣。”肃，朗之子也。
　　散骑常侍王肃上书说：“从前的书上有这样的话：‘从千里之外供给粮食，士兵谅会面有饥色，依靠就近拾柴做饭，军队就会经常吃不饱。’这是说在平路行军的情况，又何况是深入峻岭，靠开凿山路前进，所费劳力与平地行军相比，一定相差百倍。现在又加上霖雨不断，山道崎岖，又陡又滑，兵众拥挤而不能展开，粮食远在外地，难以跟上，实在是行军的大忌。听说曹真发兵已过了一个月而行军才到子午谷的半路，修路的劳动，战士全都参加，让敌人独得以逸待劳，这是兵家所禁忌的。拿古代来说，就是周武王伐纣，出了关而又退回；拿近代而论，就是武帝、文帝征伐孙权，到了长江而不渡，难道不是所谓的顺天知时，随时变通的先例吗？百姓知道圣明的君主因为雨水造成艰难的缘故，休兵停战，以后遇有机会，就会因此而拼力效用，那就是所谓乐意冒险，民忘其死的了。”王肃是王朗的儿子。
　　九月，诏曹真等班师。
　　九月，下诏命曹真班师。
　　[8]冬，十月，乙卯，帝还洛阳。时左仆射徐宣总统留事，帝还，主者秦呈文书。帝曰：“吾省与仆射省何异！”竟不视。
　　[8]冬季，十月，乙卯（十一日），明帝返回洛阳。当时，左仆射徐宣总管留守京师之事，明帝归来后，主事官吏把徐宣批示后的文书呈送明帝过目，明帝说：“我审阅和仆射审阅有什么不同！”竟然看都不看。
　　[9]十二月，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阳陵。
　　[9]十二月，将文昭皇后改葬在邺城朝阳陵。
　　[10]吴主扬声欲至合肥，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、豫诸军皆集，吴寻退还，诏罢其兵。宠以为：“今贼大举而还，非本意也；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，而倒还乘虚，掩不备也。”表不罢兵。后十余日，吴果更到合肥城，不克而还。
　　[10]吴王扬言要出兵到合肥，征东将军满宠上表奏请调兖州、豫州各军全部集中。吴军不久退兵，明帝下诏停止此次军事行动。满宠认为：“现在敌大举进兵不战而还，不是他们的本意。这必定是打算伪装退却以使我们停止作战准备，再倒转回来乘虚而入，攻我不备。”上表请求不能停止备战。十几天后，吴军果然重到合肥城下，攻不下城，只好退兵。
　　[11]汉丞相亮以蒋琬为长史。亮数外出，琬常足食足兵，以相供给。亮每言：“公琰托志忠雅，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。”
　　[11]蜀丞相诸葛亮任用蒋琬为长史，诸葛亮数次外出征战，蒋琬常能筹措足够的粮食和兵员供给诸葛亮。诸葛亮每次都说：“蒋琬忠心而又有雅量，当是与我共同佐助帝王之业的人。”
　　[12]青州人隐蕃逃奔入吴，上书于吴主曰：“臣闻纣为无道，微子先出；高祖宽明，陈平先入。臣车二十二，委弃封域，归命有道，赖蒙天灵，得自全致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见精别，使臣微言纱旨，不得上达，于邑三叹，曷惟其已！谨诣阙拜章，乞蒙引见。”吴主即召入，蕃进谢，答问及陈时务，甚有辞观。侍中右领军胡综侍坐，吴主问何如？综对曰：“蕃上书大语有似东方朔，巧捷诡辩有似祢衡，而才皆不及。”吴主又问：“可堪何官？”综对曰：“未可以治民，且试都辇小职。”吴主以蕃盛语刑狱，用为廷尉监。左将军朱据、廷尉郝普数称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与之亲善，常怨叹其屈。于是蕃门车马云集，宾客盈堂，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接待；“惟羊及宣诏郎豫章杨迪拒绝不与通。潘浚子翥，亦与蕃周旋，馈饷之。浚闻，大怒，疏责翥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志报以命，尔辈在都，当念恭顺，亲贤慕善。何故与降虏交，以粮饷之！在远闻此，心震面热，惆怅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责所饷！”当时人咸怪之。顷之，蕃谋作乱于吴，事党，亡走，捕得，伏诛。吴主切责郝普，普怕惧，自杀。朱据禁止，历时乃解。
　　[12]青州人隐蕃逃到吴国，上书给吴王说：“我听说商纣王行为无道，微子先出离本国；汉高祖宽厚英明，陈平首先入境投靠。我今年二十二岁，舍弃故土，最顺于有道圣君，承蒙上天保佑，得以安全抵达，我来到此地已有数日，而主客之官把我看作一般的归降之士，没有再加精细的考察甄别，使我的精辟见解和美好意图不能呈献给陛下，再三叹息，为什么这样！谨到宫门呈递奏章，乞蒙召见。”吴王随即召他入宫，隐蕃叩谢，回答问题和陈述时势，极善言辞，仪态从容。侍中右领军胡综在座，吴王问他印象如何？胡综答道：“隐蕃上书语气大，好象东方朔，乘巧敏捷、善于诡辩，好象祢衡，可是才能却比不上。”吴王又问：“可以担当什么官职？”胡答：“不可让他治理民众，暂且在京都试任一个低等职务。”吴王认为隐蕃多谈刑狱之事，就任他为廷尉监。左将军朱据、廷尉郝普屡次称隐蕃有辅佐帝王之才，郝普尤其与隐蕃亲密友好，经常抱怨叹息隐蕃屈才。于是隐蕃门前车马云集，宾客满堂，卫将军全琮以下等都倾心交往，只有羊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与隐蕃交往。潘浚的儿子潘翥，也和隐蕃交往应酬，还赠送物品给他，潘浚听说后勃然大怒，写信责备潘翥说：“我受国家厚恩，志在以生命回报，你住在京师，应当心怀恭顺，亲近贤能，仰慕善行，为什么和一个投降的人交往，还送给他粮食！我在远方听到此事，心头震动，脸上发热，惆怅数十天。信到后，赶快到信使那里接受一百杖的责罚，立刻索回赠送的物品！”当时人们都对潘浚的做法感到奇怪。没多久，隐蕃图谋在吴国叛乱，事被发觉逃走，后被捉到处死。吴王严厉责备郝普，郝普极为恐惧，自杀了。朱据被软禁，过一些时间才予解除。
　　[13]武陵五蛮夷叛吴，吴主以南土清定，召交州刺史吕岱还屯长沙沤口。
　　[13]武陵郡五蛮夷反叛吴国，吴王认为南方疆土安定，调交州刺史吕岱回军驻守长沙沤口。